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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04 孙宝瑄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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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06 国家不变法,则保皇者忠臣也,革命者义士也。[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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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08 无论他们原来的政治主张和方针如何,都尽可能动员和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尝试各种方式,以解救燃眉之急。夏曾佑建议借列强兵力使光绪复辟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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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10 鄙人向不持此策,然今日除此别的都来不及,且行此策则尚有后文可做。若不行此,则别事既不及行,各国权力界一定将忍而终古矣。[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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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12 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各派的政见分歧对其行动方式并未构成约束,既不能以政见规范手段,也不应以一时一事的手段来断定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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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14 当然,各派进行军事行动的能力大有差别,与清政府的关系也各自不同,这对各派的政治动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庚子后,保皇会不敢言兵,国会成员不少人赞成清廷变政,反对革命排满,声称:“国家果变法,而此辈党人犹不解散,则皆乱民也,可杀。”[188]但又认为清廷的体制内改革难以成功,民众暴动不可避免,陷入绝望,逐渐远离政治中心。他们不是因为宗旨有异根本反对动武,而是尝试过使用武力,证明自己缺乏相应的能力,只得改行和平变革方式。况且,对于他们而言,只要不到绝望境地,就不愿意社会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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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16 方式手段趋同,与各派公认以兴民政为救亡图存大计密切相关。亡国危机令各派政见的相同处凸显,分歧则退而居其次。近代中国的趋新人士本来为数不多,开始的政见分歧与派系界限又不甚分明,一些因利害而起的冲突摩擦,往往令旁观者为之痛心。戊戌汪康年与康、梁不合,许多人出面劝说,力图化解矛盾。汪有龄认为梁启超以意见不恰而独树一帜,为开风气起见,固无不可,但不应争闲气,“中国所谓卓卓者尚且褊私如此,夫复何言”。他虽然主张全力相争,“然所谓争者,不在诉曲直,不在记恩怨,惟在报而已矣。问心无愧,可以大度处之,将来渠当自悔其卞急也。龄所切望着,倘现在可以转圜,使各立后不伤和气,则请阁下为大局计,屈己下之。或托人调停,或自行陈谢。气虽折矣,理则益壮,阁下之苦心更为人所钦仰,而大局亦不至稍有摇动,似为正策。否则使将来共事者咸引汪、梁以为殷鉴”。并希望汪康年“现在如有诉卓如短处者,乞阁下一笑听之,有为持平之论者,请阁下改容纳之。龄非欲阁下自屈,乃望阁下以屈为伸也”。[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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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18 高凤谦得知梁启超挟诏旨与汪康年为难,以为“迩年以来,言斯法者群推汪、梁,若一旦为人所轻,则凡言新法者皆将见轻于人,守旧者有所藉口,而维新之机失矣”。曾致函汪康年加以劝解。戊戌政变,高凤谦“痛心疾首于发难之人,而康、梁之短长,固不暇计较也。夫康、梁平日举动,固不无可议,即康之书、梁之诗,辞气间少忠爱诚恳之意,弟亦不以为然。惟此番祸变,君国之事,非康、梁之事,即必归咎于康、梁,则恨之可也,嘲之不可也;恶之可也,幸之不可也”。对于“《中外日报》时时丑诋康、梁,颂扬逆党。若甚愿其有此事者,弟所不能无疑于足下也(彼时未知足下及尊嫂之病与昆仲不与《日报》事,故甚怪足下)。今《日报》虽属曾君,足下有可以规益者,似当尽言,力持清议,勿为守旧者所笑”。[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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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20 后来汪康年与梁启超化解前嫌,陈锦涛闻讯来函志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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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22 吾人同处支那,实如同舟共济,今舟已遇风浪矣,舟中之人当泯其私嫌,得以同力合作,以度苦海。不然则是者亦死,非者亦死,长长太空,料不于此千百万微生物之大没日,而特设一审判日也。来信云今之嫌隙已泯,是公有至人之量,可谓公幸,亦可为吾人之幸也。[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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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24 夏曾佑认为满汉平权即可化合革命与革政两党,颇有代表性。其中一些活跃人物认为各派根本目标一致,“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192]。加上每一派的实力都严重不足,不能应付全国性危局。而且派系之分未久,宗旨差别若隐若现,人们对此认识尚属朦胧。各派内部的小集团,又往往与别派有所共识和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调节沟通,有人积极呼吁,有人从旁协助,有人众望所归,“必当合而不当分”[193],“必大合而后能办妥”[194],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195]。这一大合局面,以长江为中心,以国会为最高组织形式。其作用如田野橘次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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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26 予初闻中国议会之名目,但知其不过为庞然无序之团体耳,至于实力,则未必有也。然时势之所变,几咸驱在野之志士而成合一团体。……而一时感动奋发之气象,理想知识之发达,实足令人敬仰。且彼等之心,皆出自一片爱国之热诚,非所顾于成败利钝也。故万一事成,不特称霸于中国,雄飞于亚东,固将摧狮威,折鹫翼,握全球之霸权,执万国之牛耳,而为世界主人翁也。[196]当然,各派的分歧依然存在,加上复杂的人事纠葛,合作时冲突不断。大合阵营中不同派系互争雄长,同一派系里小集团彼此掣肘,由此开近代中国政坛无谓党争的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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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28 自武汉事败之后,康、汪两派竟至各为秦越,而终不能调和,自余各派,亦互相排击。此不特新党志士之忧,而于全国前途之影响,有大不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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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32 大敌当前而内部纠纷不已,令参与其事的日本人士大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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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34 且今日当道之官司,满清之奴隶,无论若何党派,凡为维新之士,一概严捕而诛戮之。在新党能合力一心,以谋抗拒之策,以图自立之机,犹且不暇,况或自相冲突相解散,其不为异族所戮辱,则为顽固者之话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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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36 他们“亟望新党之化意气而谋合群,图大业而忘小嫌”。[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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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38 朱淇鉴于“今日维新志士已不可多得,若伤残一人,则是中国志士少一人,残害国家元气,莫甚于此。他日中国终不能不维新,若此时已将志士残害,则将来维新之时,恐人材不足用矣”,特撰《圣朝无党祸论》,欲为党人作大解脱,以免当道以“康党”二字罗织中国志士而聚歼之。[198]可惜良好愿望未成现实,此后进步势力的朋党之风不绝,内讧不断,不仅妨碍直接目标的达成,更使中国民主进程受到严重干扰,形象大受损害,步履维艰。如何发扬政治精英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抑制其宗派意识,遵循民主制的规则,成为中国民主政治成败的一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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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40 剖析庚子中国议会的史料与史实,启示颇多。对此事件看法的诸多分歧,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后来政局的变化和研究中两极对立的观念,妨碍了全面、历史、细致地观察问题,革命与保皇的概念,显然不能涵盖当时趋新势力的派系关系;而由此产生的简单正邪观,更无法判断各派政治行为的是非正误。那种戊戌以康、梁为准绳,庚子以团民为尺度,辛亥以革命党为天平的评判,很难深入认识复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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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42 参加国会的人士固然不乏主张激烈者,如唐才常,另如丘震,梁启超称之为“当代青年中一有望之人物也。……固夙以为国流血自祝,吾亦冀其为铁血派中一伟人也”[199]。而多数人属于革政势力的渐进派,“平日绝不主张激烈之行动,以为天下大器,破坏滋易,建设实难。以吾国之人材、财政、内忧外患而论,尤不当虚作一建设之理想,轻言破坏”,希望“政府之能自改革,勿自蹈于危亡之域,以致危及天下”[200],政治表现鲜有大放异彩之时。有的后来更趋于保守颓唐,绝足政坛,袖手神州。但在国家民族陷于危难之际,他们一片天下己任的抱负热忱,不仅毫不逊色于革命先驱、维新志士,而且曾经实实在在地协手合作,共赴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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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44 二是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史料的掌握理解和运用存在片断与片面的弊病,很难把握事件的全部内外联系。有关结论逻辑上似能自圆其说,但往往是由于看不到材料,或以舍弃、蒙蔽部分史实为代价。以为正气、自立、国会的纲领以及纲领与行动之间根本自相矛盾,便是从后来的观念逻辑出发,依据片断史料而形成,与当时人的理解及真实全貌相去甚远。如果说以前主要是资料所限,那么随着新材料的不断问世,如何解读史料,了解史实更显重要。只有在全面掌握史料史实,把握和揭示其本来内在的各方联系的基础上,才能认识历史。从史料中读出历史真相,了解流变因果,进而重建信史,绝非仅对上古史才有意义。近代史虽时隔不久,但史料太多,难以掌握周全,而且政局变幻多端,当事各方出于种种原因,有意无意地制造、隐瞒、曲解、放大或缩小史料史实,研究工作整体上又未经疑、考过程,如果研究者不能严格从学术史出发,充分吸收已有成果,尽可能将所有新旧史料排比考校,进一步解读,结果必然观点先行,史料填充,呼卢喝雉,图画鬼物之弊在所难免。与历史所蕴藏的丰富可能性相比,任何理论与逻辑都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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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46 [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第5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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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48 [2] 胡珠生:《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自立会历史新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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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50 [3] 如夏曾佑嘱咐汪康年:“以后通书有碍字面,诚恐未便,若作隐语,又易误会。今拟于信中极要字面,即用电报新编之号码,每码移上三字。”(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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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5852 [4] 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43—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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