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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永年、平山周经上海行抵汉口，与林圭相会。平山对林十分器重，赠以宝刀，并偕游长沙、浏阳、衡州等地，访晤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李堃山、张尧卿等人，向他们讲解兴中会宗旨及孙中山生平。[17]毕永年“因谭（嗣同）死而九世之仇益横亘于胸中，遂削发往来江湖间，欲纠集同志。林尝左右之，一至上海，自此而其政治思想为一大变”。以前“林囿于欧（榘甲）说，其崇拜康氏有如星日。然至见闻既广，乃自笑其前此之私淑，真为井蛙夏虫。由是废弃文学，以实行家自任，不欲其能力伸畅于理想之一途。乃与毕氏谋纵火于长沙，因而袭取之，沿江而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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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史料和著述称毕、林偕游及谋攻长沙发生于毕氏东渡前，其实政变后毕即径赴日本，上述事件应在其从日本返国之后。可惜林圭年少，阅历不足，而毕永年理想虽高，却缺乏条理，计划不克成就。行动失利，毕氏到汉口任《汉报》笔政，等待孙中山的指示。毕、林之谋表明，湖南人士曾一度想独力举兵，未达目的，更加重了对孙的寄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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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周回到日本，向孙中山报告视察的结果，认为维新势力已经寂寞无足观，而哥老会“必可为他日革命军之一势也”[19]。1899年2月，毕永年因事与康有为决裂[20]，回到日本向孙中山复命。孙中山得知湖南会党的详情，力主湘、鄂、粤同时大举。是时唐才常再次东渡，与康、梁筹划起兵勤王事宜，复与孙中山筹商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之事。由于康有为坚持不与革命党合作，唐才常的态度较前消极，经毕永年、平山周等多方斡旋，始订殊途同归之约。[21] 为此，孙中山派毕永年返回国内，联络湖南会党头目，伺机偕各龙头赴香港与陈少白协商合作办法。[22]这时张之洞严厉镇压两湖的哥老会，“杀了数人，故湖南诸公奔走出沪”[23]。1899年5月16日，作为毕永年的朋友，张尧卿和谭祖培、李心荣等拜访宗方小太郎，谈及要尽快在湖南发动起义。宗方认为三人均为江南地方难得的少年才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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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粤港兴中会员静极思动，屡请行动，孙中山传令不得轻举。其用意显然是想突破1895年广州起义囿于一隅的局限，掀起全国大风潮。为此，他提议先派兴中会员去菲律宾“参与阿氏军队，帮助他迅速成功，然后将余势转向中国大陆，在中原发动革命军”[25]。这里中原并非泛指，而是对湘鄂有所布置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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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7月11日，宫崎寅藏奉孙中山之命前往广东视察地方帮派情况，7月28日抵达香港。[26]这时湖南哥老会首领在上海“遇文廷式，交信嘱其来港觅宫崎”[27]。6月，宫崎寅藏赴港途经上海时，与文廷式结识[28]，后者对哥老会诸雄所说赴港觅宫崎，应是兴中会一派的意思。不久，陈少白接到毕永年的来信，知其“将率领哥老会的首领数人到香港”，因而让宫崎寅藏暂缓进入内地。9月，哥老会首领持毕永年介绍函先到，其中两位骨干主动向陈少白等表示：“现今世运大开，国事亦非昔比，我国岂能固步自封?”提议合并三合、兴中、哥老三会以及拥立孙中山为首领，并说：“现在，如不了解国际情势，贸然揭竿而起，则将遗祸于百年之后。而我们会党之中无人通晓外国情况，所以，对孙先生期待甚切。希望毕先生到后共商此事。”[29]宫崎寅藏闻听之下，大喜过望，立即汇款给因阮囊羞涩而滞留上海的毕永年，促其速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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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永年赶到香港后，不数日，举行了合并会议。与会者共12人，其中哥老会7人，三合会2人，兴中会3人。属哥老会者为李云彪、杨鸿钧、辜人杰、柳秉彝、李堃山、张尧卿、谭祖培，属三合会者为曾捷夫、郑士良，属兴中会者为陈少白、毕永年、王质甫。[31]因事先酝酿成熟，很快便接受毕永年的提议，决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会名忠和堂兴汉会，以兴中会“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为总会政纲，并歃血盟誓，刻制印信奉呈孙中山。[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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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晚，为庆祝合并成功，宫崎寅藏在香港的日本饭馆设宴招待众人，出席者除参加合并会议的12人外，另有4人。席间宫崎按日本武士出征的礼仪，为每人摆上一尾生鲤鱼，并解释道：“现在诸位已将三会合而为一，行将一举推翻满虏，岂不也是要走上新战场吗？”[33]遂与众人大杯豪饮尽欢。宾客纷纷为宫崎题词赋诗作画于短外衣上，王质甫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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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杰聚同堂，诗酒记离觞。从今分别去，戎马莫仓皇。陈少白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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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温其人，形影相倚。昔有书绅，今昧此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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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永年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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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石之交，生死不渝。至情所钟，题此襟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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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秉彝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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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之才，英雄之质，至大至刚，惟吾独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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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权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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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花伴一枝梅，富贵清闲在一堆。莫羡牡丹真富贵，须知梅占百花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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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人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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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剑曾来海国游，英豪相聚小勾留。骊歌一曲情何极，如此风光满目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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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灿（尧卿，名光曦）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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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聚难为别，秋风咽大波。柔肠君最热，离绪我偏多。恨积欲填海，心殷呼渡河。如胶交正好，此去意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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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祖培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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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假奇缘幸识荆，话别愀然万念生。感君厚意再相见，且将努力向前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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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鄂会党首领多为粗人，而与会者除杨、李两位山主外，个个能诗，应是经过刻意挑选，以便与知识人居多的兴中会打交道。但这样一来，代表的权威性便要打些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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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汉会成立后，与会者分三路赴两粤、闽浙和上海，将结果向各地同志汇报。宫崎寅藏放弃了进入广东的计划，于10月21日与陈少白离开香港[35]，返回日本，以便向孙中山报告情况，呈献兴汉会会长印信。11月9日，舟抵横滨，两人径往孙的寓所。[36]善于把握机会的孙中山趁势逼杨衢云让出兴中会会长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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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起义前，兴中会内部两派曾就这一位置的人选安排发生纠纷，杨衢云虽然当上会长，在海内外的影响却远远不及孙中山，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国际社会，都视孙为首领。伦敦被难事件后，陈少白在日本《神户新闻》撰文《中国的改革》，称孙中山“是唯一具体把握局势，又具有能使民族更新的一往无前的勇敢精神的人”。谢缵泰即致函转载该文的《中国邮报》，声明：“改革派的领袖是杨衢云”，“孙逸仙仅仅是改革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37]这种名实不符与内耗的情况，不利于兴中会的活动和组织发展。孙中山的要求与杨衢云的让步，都是顺乎情合乎理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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