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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梁启超与兴中会合作及其倾向革命的动机，历来备受争议。就在两派积极商谈合作之际，兴中会在横滨华侨中的阵地被保皇会夺占殆尽。1899年1月横滨大同学校职员改选，革命党已在中华会馆失势。鉴于横滨华侨对兴中会一派的排挤日甚一日，孙中山怀疑梁启超从中作祟。梁启超辩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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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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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请犬养毅作调人，愿意当面向孙中山、陈少白等解释“踪迹不得不疏之故”[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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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梁启超组织华人商业会议所，欲以课会费的方式筹集款项，7月30日会所告成，完全排除革命党，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遂以“横滨阖埠不平人”的名义发布公启，以示抗议[90]，又是由犬养毅出面邀集两派领导人进行调停。因为存在这些过节，早在1904年，《大陆》就载文指责梁启超用心险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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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梁着胡服走日本。时孙文客东京，交结日之权贵，如大隈伯、犬养毅等常与往还，孙氏供给，皆为是赖。梁初抵东京，不得不通款于孙氏，遂由孙氏之介绍，的纳交大隈伯等。未几即疏孙氏，且向大隈伯等下孙氏之石焉。……又由徐（勤）得纳交横滨商人，商人固素崇拜孙氏者也，梁至是更排挤之，无在不攻击其短，于是孙氏日东之一席，一旦为梁所夺，梁因此得遍游美洲、澳洲，无一日之困乏。[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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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檀香山后，梁启超利用孙中山的关系，挖兴中会的墙脚，又催促港澳同门加紧筹备，与兴中会争夺广东，以免“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轫乎？此实不可不计及，不能徒以行者毫无势力之一空言可以自欺也”[92]。他还让叶湘南派人暗察孙中山的调度计划，办事用人，也处处顾及是否有利于和兴中会竞争。例如他以檀香山“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今虽热而来归，彼心以为吾党之人才势力，远过于彼党耳”。若一旦发现兴中会“在港颇众”，而保皇会办事无人，“失意于吾党而不分，返檀必为行者用。吾赔了夫人又折兵，徒使行将军大笑，而回光镜一度返照到檀，全局可以瓦解”[93]，因而坚持不派或少派檀岛会员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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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种种对梁启超的猜疑指责，均建立在其从宗旨到组织全面归附革命党的假定之上，果真如此，则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表态，的确别有用心。可是，他本人讲得十分清楚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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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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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兴中会合作，接受排满革命旗号，无非是有利于独立民权而已。就行动方略而言，梁启超支持唐才常等人的长江、珠江联合大举计划，与孙中山等人接洽合作，正是实现独立民权的努力之一。此举既然是合作而非归附，所以要考虑保皇会在联合中的地位与利益，这也是他挖兴中会墙脚的主要原因。从联合大举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言行，虽有方略变通，甚至在师尊同门的牵制和派系利益的作用下，还有暗中竞争的一面，宗旨却是一以贯之。在与兴中会争夺华侨和广东的同时，他对保皇会的方针行动也不以为然，呼吁本派同人摒弃私心，不分畛域，切实支持唐才常的大举计划。所以他在复函康有为，希望加紧与兴中会竞争的同时，又不避嫌疑地反驳保皇会同人对孙中山的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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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今言及此事，又不得不冒嫌疑以谈及行者，盖行者之为人，虽无论何如，若其用心此事，实娴熟过于我辈远甚也。彼本有才之人，而用功于此事者数年矣，而我辈今始入行。今日我辈骂行者前事非，恐我他日所行，尚不及彼前事也。我辈骂彼为“卤莽”，我辈自问能免“卤莽”二字乎？我辈骂彼“大言无实”，我辈自问能免“大言无实”四字乎？我辈笑彼“结识无赖”，然我辈今日欲做事，方知非“结识无赖”不能为功也。我辈骂彼为“叛逆”，此二字岂可妄以加人哉？尧非不仁，犬固吠，非其主曾何足怪？彼与皇上曾无恩义，而照各国人文明之公理例，驱逐满人，正我族之责也，何“叛逆”之可言？以此当知我辈之必与行者为难，实不免狭隘之诮矣。弟子今日复为此言，先生恐又以为倾心行者，然弟子非倾心行者，实痛恨我党之乏才，曾行者之不若。[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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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第四节应和与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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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月24日，清廷颁布立嗣上谕，举国震动。1月26日，经元善等绅民1231人联名电请代奏，谏阻光绪退位，海外各地华侨纷纷通电反对立嗣，形成一次全球范围华人的政治动员。梁启超一面表示要勉力仿效，“竭力募化，以助内地诸豪”[96]，一面考虑如何利用时势，调整方略。3月4日，他致函南洋华侨桂绶，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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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各处捐集之法，虽不相同，大率开保皇会处为多，因光绪帝维新变政而被废，人人共愤，借此为题目，名正言顺也。……满洲、蒙古人三百年来虐待我中国人，今日气机当转。光绪皇帝愿意依花旗开国华盛顿之例，改为民主。我辈忠义之民，助成此事，改革国政。[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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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即在向康有为提出万一光绪不讳，可否民主建政的半个月后，梁启超致函孙中山，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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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怵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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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主张通国办事之人当合而不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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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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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孙中山“宜稍变通”，“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鉴于各派分散起事，“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梁启超劝孙中山将近日所布置之事推迟半年，待其设法借款千万，“我辈握手共入中原”，“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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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收到来函，没有停止其华南行动的准备，兴中会的起义密谋仍然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又不如后人所推断，两党联合即告失败，孙中山从此打消了与保皇会合作的念头。种种迹象表明，孙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同意联合大举使用“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方略，不再以皈依革命作为合作的先决条件。尽管他深知康有为态度顽固，彼此宗旨分歧，还是决定远赴南洋，“会见康有为，就当前中国的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并向他提出我的劝告。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青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99]，劝其勿“以区区小事而分立”，趁此良机，“实行大同团结，共同行动，以纠集大批同志”。[100]他还派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等人先期前往新加坡与康有为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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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宫崎寅藏等人到新加坡后，康有为拒不相见，致使宫崎寅藏等人被疑为前来暗杀康的“刺客”而被捕入狱。此事康有为在致其女及柏原文太郎函中委过于林文庆[101]，无论真相如何，康有为的担忧确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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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保皇派和清廷互相实行暗杀，冲突愈演愈烈。从1899年1月起，不断有清廷派遣刺客到日本行刺康有为的消息。[102]1899年底和1900年初，清廷又两度发布上谕，悬赏购线，公然鼓动对康、梁实行滥杀。[103]而孙中山的确牵连其中。1899年7月，刘学询以考察商务名义到日本接洽“交康”之事，其间与孙中山有所接触。后来李鸿章命刘学询负责除康，而刘则试图利用孙中山达到目的。[104]孙中山虽然未必真的采取了应和的行动，但也没有表示拒绝，企图利用这一联系从李鸿章、刘学询手中获取兴中会最为缺乏的财政援助。1900年6月路经香港，孙中山还派人前往广州与刘学询会谈有关事宜，而宫崎寅藏等正是谈判代表。[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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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杯弓蛇影的康有为不断接到各方面传来的讯息，进一步加强防范也在情理之中。政治上的不信任当为康有为多疑的要因，相比之下，唐才常对孙中山较为倾心。其时盛传驻日公使李盛铎试图派人刺杀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唐才常闻讯，托在南洋公学任翻译之职的栗林孝太郎送信给孙中山，请其转向香港总督谋求救援康有为的办法。[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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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事，孙中山似乎对康有为已经绝望，认为：“大概除了康党以外，都能够结成一体。”[107]两派在香港的人士互相攻击，不遗余力，兴中会将主要精力放到发动华南起义及策划两广独立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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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这时，中国的形势发生剧变，原来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各派人士纷纷改变态度，抽身离去，经费奇缺的兴中会无法举事。而汉口自立军发动在即，唐才常向康有为要求：“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108]梁启超接到新加坡、上海、香港、日本等地函电多件，皆催其即日归国办事，不可少延贻误，知道“必是起义在即，有用着弟之处”，立即改变行程，于1900年7月18日搭“日本丸”东返。临行致函孙眉，告以“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109]7月28日，梁启超抵达日本，8月18日由神户出发前往上海，其间除走访柏原文太郎、近卫笃麿、伊藤博文等人外[110]，曾在东京与孙中山会面，“为孙有能力而无同志感到可惜”[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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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决定暂停粤事，亲赴上海。临行前发表谈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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