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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宫崎寅藏等人到新加坡后，康有为拒不相见，致使宫崎寅藏等人被疑为前来暗杀康的“刺客”而被捕入狱。此事康有为在致其女及柏原文太郎函中委过于林文庆[101]，无论真相如何，康有为的担忧确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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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保皇派和清廷互相实行暗杀，冲突愈演愈烈。从1899年1月起，不断有清廷派遣刺客到日本行刺康有为的消息。[102]1899年底和1900年初，清廷又两度发布上谕，悬赏购线，公然鼓动对康、梁实行滥杀。[103]而孙中山的确牵连其中。1899年7月，刘学询以考察商务名义到日本接洽“交康”之事，其间与孙中山有所接触。后来李鸿章命刘学询负责除康，而刘则试图利用孙中山达到目的。[104]孙中山虽然未必真的采取了应和的行动，但也没有表示拒绝，企图利用这一联系从李鸿章、刘学询手中获取兴中会最为缺乏的财政援助。1900年6月路经香港，孙中山还派人前往广州与刘学询会谈有关事宜，而宫崎寅藏等正是谈判代表。[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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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杯弓蛇影的康有为不断接到各方面传来的讯息，进一步加强防范也在情理之中。政治上的不信任当为康有为多疑的要因，相比之下，唐才常对孙中山较为倾心。其时盛传驻日公使李盛铎试图派人刺杀在新加坡的康有为，唐才常闻讯，托在南洋公学任翻译之职的栗林孝太郎送信给孙中山，请其转向香港总督谋求救援康有为的办法。[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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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事，孙中山似乎对康有为已经绝望，认为：“大概除了康党以外，都能够结成一体。”[107]两派在香港的人士互相攻击，不遗余力，兴中会将主要精力放到发动华南起义及策划两广独立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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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这时，中国的形势发生剧变，原来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各派人士纷纷改变态度，抽身离去，经费奇缺的兴中会无法举事。而汉口自立军发动在即，唐才常向康有为要求：“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108]梁启超接到新加坡、上海、香港、日本等地函电多件，皆催其即日归国办事，不可少延贻误，知道“必是起义在即，有用着弟之处”，立即改变行程，于1900年7月18日搭“日本丸”东返。临行致函孙眉，告以“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109]7月28日，梁启超抵达日本，8月18日由神户出发前往上海，其间除走访柏原文太郎、近卫笃麿、伊藤博文等人外[110]，曾在东京与孙中山会面，“为孙有能力而无同志感到可惜”[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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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决定暂停粤事，亲赴上海。临行前发表谈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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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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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对一度感到绝望的康有为也改变看法，认为：“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并一再强调自己的行动与梁启超的一致性，“已离神户前往上海的梁启超，大概也是抱着类似的想法而成行的”[112]。虽然其强调采取温和的手段和方法，实际上准备与梁启超共赴长江大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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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抵沪次日，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噩耗已至，他表示：“目前，两广的活动将与孙文派一同进行”，认为“将来必定要联合行动的”。[113]梁启超的这番表示绝非故作姿态，种种迹象表明，革保两党在广东的确继续有所合作，只不过康有为似乎并不知道详情，而由梁启超一派暗中主导，港澳总局的徐勤至少予以默许。保皇会负责广东方面行动的梁炳光，始终将注意力集中于惠州，与兴中会的密谋吻合；梁启超则毫不掩饰地赞成孙中山的用兵计划和组织能力[114]；兴中会广东负责人王质甫与徐勤等人有所联系，又参与自立军；保皇会的张寿波则参加1900年6月17日兴中会在香港船上举行的重要军事会议；区新同时被革保双方纳入其行动计划。由此可见，保皇会的广东计划在与革命党竞争的同时，还存在暗中配合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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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梁启超“举此大事，非合天下之豪杰，不能为功”的见识以及“阔达大度，开诚布公”的方针“最为同门所不喜，而南海亦不甚许可”。[115]据东亚同文会在澳门的会员松冈好一报告，惠州起义前后，兴中会员不断前往澳门保皇会总局所在的《知新报》馆，要求合作，以争取其财政援助，遭到拒绝，为此兴中会员抱怨康党的无情。[116]兴中会的最大弱点是财政不足，而保皇会拥有大笔海外捐款，这应是孙中山锲而不舍地寻求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康有为的顽固反对，其努力终究未能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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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惠州起义及史坚如谋炸署理两广总督德寿失败，康有为非但不表示同情，反而落井下石，借攻诋兴中会为保皇会开脱举事不力的责任。他致函邱菽园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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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坚如及区兆甲（惠事），皆孙党也，而冒仆弟子，致诸报展转登之，望贵报辨明，否则同门之见疾于人，而致祸益剧点。史率攻吾党四十余人，可恶甚，致今防戒极严，查搜益密，攻击更甚。罗□□今竟被拿，必死矣，此子勇猛无前，惜哉痛哉！……皆惠事及焚抚署一事所牵致，然此祸日益剧烈，与江无异，故惠与抚署一事，皆彼党欲图塞责，且以牵累吾党，遂致吾党大为其累。今粤中党祸，大索麦舍，亲家已没，余皆束缚，不能举事，恐此与江事无异。……自汉事一败，百凡坠裂，尚有惠事相牵诬，致败乃公事。呜呼！汪、孙之罪，真中国蟊贼也。某既决为之弃粤，纯老已首途往英、美、日办汉事，并与英外部订明，想公必以为然也（粤中人心极震——以惠及抚署事，恐连累益甚。望速登报言：某人保皇，专注意北方，以粤为僻远而不欲。且自以生长之邦，尤虑乡人之蒙祸，决不惊粤，且从彼之士夫，多在各省，与孙之除粤人无所为不同。今孙自援粤而造谣影射，不知保皇与扑满相反，望吾乡人切勿误信谣言，安居乐业。要之，某人决不惊动故乡云）。[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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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勤王运动一直以两广为重心，人财物力，均倾注于此，始终筹而不举的原因，是其用人不当，调度乖方，虽耗资巨大，准备工作却大都停留于口头纸面。康有为将“惊粤”的罪名归于革命党，指勤王流产为惠事牵累，自保之余，不免存了害人之心。而粤港地区的革命党人与康、梁一派联系既多，摩擦不断，有时也不免将对方作为政治斗争的砝码，如孙中山牵涉清政府的除康密谋。史坚如被捕后，也有心将保皇会拉下水，“广东轰炸抚署，讯系康党所为”[118]，其用意当是报复保皇会港澳总局拒绝兴中会员的财政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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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4月至6月孙中山再赴檀岛，发觉当地兴中会尽为保皇会夺占，认为梁启超的从权办理实为一大骗局，双方关系开始恶化。但梁启超前此所为并非存心使诈。1902年，当孙、梁交构，“意气尚不能平”之际，章炳麟论及二人反目成仇的因由，有一番中肯的分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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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曩日本以□□为志，中陷□□，近则本旨复露，特其会仍名□□耳。彼固知事无可为，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则急欲发难。然粤商性本马鹿，牵制东西，惟人所命。公知□□，而彼辈惟知保皇，且亦不知保皇为何义，一经熔铸，永不能复化异形。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击如仇雠也。[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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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品味，章氏仍然相信梁启超确是借保皇之名行革命之实，只是侨商不能领悟其中奥妙，从此变异。壬寅、癸卯间，梁继续鼓吹“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甚至不顾康有为严责，要与之“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120]，实践其抵檀之初对孙中山的承诺。可惜他终究未能摆脱乃师的框缚，旅美后更鼓吹君宪，与革命党成冰炭水火。孙中山坐实其“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认为：“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121]其实，当年梁启超纵无排满革命真心，却不乏反清变政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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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所指望的合作基础，不是康有为的保皇宗旨和封闭组织路线，而是梁启超主张的联合大举及民主变政计划，其实施的主力是唐才常的长江自立军。长江计划原不限于汉口，按照唐才常的设想，以汉口、上海为中心，形成中、下游两大基地，汉口主要由林圭负责，与孙中山的关系较多，下游由唐才常、狄平负责，与康有为及保皇会的关系更深[122]汉口以两湖会党为基础，上海则以江淮徐怀礼、江宁湘军各部为依托，唐才常还一度有以徐怀礼的虎军为正军之意。后因徐怀礼临阵变节，只得依赖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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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圭与唐才常政见相歧，而共同主张联合大举，又有赖于唐才常的经济支持，因而坚持合作共事。林圭和孙中山从宗旨到组织有许多共鸣与联系，而孙中山与自立军、保皇会的关系有所区别，兴中会同意长江流域的联合阵营使用权宜口号，至于兴中会独立发动的惠州起义，则仍然公开打出排满旗号。这无疑反映出孙中山宗旨的一贯与方略的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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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不断地努力将反清活动推向全国，为此尽可能广泛地结交各地各派的领袖人物。庚子他力求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起义，在动荡的形势中乘乱实现反清变政的政治目标。由于自身实力不足，他最大限度地运用灵活策略，不仅同意梁启超的联合宗旨，积极支持自立军的中原大举，而且争取与保皇会、中国国会合作，与李鸿章、刘学询等合谋两广独立，上书港督卜力寻求援助，向法国、日本示惠。这是务实的政治家为达到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明智之举，其适时变换符合多数人的意愿和形势的需求，有利于促成联合大举行动。如果不是康有为从中作梗，求同存异、互相呼应的中国革新派未必没有乘乱取胜的机会。至于此后局势如何发展，还有待于各派势力的进一步角逐。如果孙中山不顾人们的共识，一味坚持排满，反倒有狭隘种族复仇之嫌，妨碍联合大举的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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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所用革命与改良的对立概念，不能恰当地表现或涵盖当时的政治分野。夏曾佑分为革命与革政二派，孙宝瑄则分为革命、变法、保皇、逐满四党。国会人士反对排满，有异于革命党，除此之外，他们便只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变革更为有利之间徘徊迟疑。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如果对革命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扩大到社会层面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关键在于，执政者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如何抉择。戊戌政变后尤其是庚子义和团时期清王朝的倒行逆施，把一大批开明士绅逼到与朝廷刀枪相向的绝境。用革命与改良的概念去看围绕正气会和自立军的宗旨矛盾与争论，无法全面观照革新人士具有广泛共识的反清变政意向与活动，不仅将大批革政人士划归保皇或改良，甚至疑及孙中山的反清立场。只有改变先入为主的观念，重新检讨史料和史实，才能如实揭示历史进程的复杂与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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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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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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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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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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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与康梁》，《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狄葆贤遁走日本时确曾改姓高（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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