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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勤王运动一直以两广为重心，人财物力，均倾注于此，始终筹而不举的原因，是其用人不当，调度乖方，虽耗资巨大，准备工作却大都停留于口头纸面。康有为将“惊粤”的罪名归于革命党，指勤王流产为惠事牵累，自保之余，不免存了害人之心。而粤港地区的革命党人与康、梁一派联系既多，摩擦不断，有时也不免将对方作为政治斗争的砝码，如孙中山牵涉清政府的除康密谋。史坚如被捕后，也有心将保皇会拉下水，“广东轰炸抚署，讯系康党所为”[118]，其用意当是报复保皇会港澳总局拒绝兴中会员的财政求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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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4月至6月孙中山再赴檀岛，发觉当地兴中会尽为保皇会夺占，认为梁启超的从权办理实为一大骗局，双方关系开始恶化。但梁启超前此所为并非存心使诈。1902年，当孙、梁交构，“意气尚不能平”之际，章炳麟论及二人反目成仇的因由，有一番中肯的分析，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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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公曩日本以□□为志，中陷□□，近则本旨复露，特其会仍名□□耳。彼固知事无可为，而专以昌明文化自任。中山则急欲发难。然粤商性本马鹿，牵制东西，惟人所命。公知□□，而彼辈惟知保皇，且亦不知保皇为何义，一经熔铸，永不能复化异形。中山欲以革命之名招之，必不可致，此其所以相攻击如仇雠也。[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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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品味，章氏仍然相信梁启超确是借保皇之名行革命之实，只是侨商不能领悟其中奥妙，从此变异。壬寅、癸卯间，梁继续鼓吹“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甚至不顾康有为严责，要与之“以爱国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120]，实践其抵檀之初对孙中山的承诺。可惜他终究未能摆脱乃师的框缚，旅美后更鼓吹君宪，与革命党成冰炭水火。孙中山坐实其“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认为：“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121]其实，当年梁启超纵无排满革命真心，却不乏反清变政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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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所指望的合作基础，不是康有为的保皇宗旨和封闭组织路线，而是梁启超主张的联合大举及民主变政计划，其实施的主力是唐才常的长江自立军。长江计划原不限于汉口，按照唐才常的设想，以汉口、上海为中心，形成中、下游两大基地，汉口主要由林圭负责，与孙中山的关系较多，下游由唐才常、狄平负责，与康有为及保皇会的关系更深[122]汉口以两湖会党为基础，上海则以江淮徐怀礼、江宁湘军各部为依托，唐才常还一度有以徐怀礼的虎军为正军之意。后因徐怀礼临阵变节，只得依赖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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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圭与唐才常政见相歧，而共同主张联合大举，又有赖于唐才常的经济支持，因而坚持合作共事。林圭和孙中山从宗旨到组织有许多共鸣与联系，而孙中山与自立军、保皇会的关系有所区别，兴中会同意长江流域的联合阵营使用权宜口号，至于兴中会独立发动的惠州起义，则仍然公开打出排满旗号。这无疑反映出孙中山宗旨的一贯与方略的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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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不断地努力将反清活动推向全国，为此尽可能广泛地结交各地各派的领袖人物。庚子他力求发动一场全国性的大起义，在动荡的形势中乘乱实现反清变政的政治目标。由于自身实力不足，他最大限度地运用灵活策略，不仅同意梁启超的联合宗旨，积极支持自立军的中原大举，而且争取与保皇会、中国国会合作，与李鸿章、刘学询等合谋两广独立，上书港督卜力寻求援助，向法国、日本示惠。这是务实的政治家为达到战略目标而采取的明智之举，其适时变换符合多数人的意愿和形势的需求，有利于促成联合大举行动。如果不是康有为从中作梗，求同存异、互相呼应的中国革新派未必没有乘乱取胜的机会。至于此后局势如何发展，还有待于各派势力的进一步角逐。如果孙中山不顾人们的共识，一味坚持排满，反倒有狭隘种族复仇之嫌，妨碍联合大举的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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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所用革命与改良的对立概念，不能恰当地表现或涵盖当时的政治分野。夏曾佑分为革命与革政二派，孙宝瑄则分为革命、变法、保皇、逐满四党。国会人士反对排满，有异于革命党，除此之外，他们便只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变革更为有利之间徘徊迟疑。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如果对革命的理解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层面，而是扩大到社会层面的话，那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关键在于，执政者的所作所为让他们如何抉择。戊戌政变后尤其是庚子义和团时期清王朝的倒行逆施，把一大批开明士绅逼到与朝廷刀枪相向的绝境。用革命与改良的概念去看围绕正气会和自立军的宗旨矛盾与争论，无法全面观照革新人士具有广泛共识的反清变政意向与活动，不仅将大批革政人士划归保皇或改良，甚至疑及孙中山的反清立场。只有改变先入为主的观念，重新检讨史料和史实，才能如实揭示历史进程的复杂与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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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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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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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圭致孙中山代表容星桥书》，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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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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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容闳与康梁》，《历史研究》1994年第3期。据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狄葆贤遁走日本时确曾改姓高（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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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13回报告》，19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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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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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898年6月25日《汪康年致宗方小太郎函》，汤志钧：《乘桴新获》，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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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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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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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00年6月18日《周善培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196—11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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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900年6月22日《夏曾佑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363—1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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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详见沈渭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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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日本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致外务次官都筑馨六关于救助前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之件》，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第1237—1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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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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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文廷式：《东游日记》，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下册，第1116—1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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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罗刚：《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1册，第509页。文廷式与孙中山会面时间，为3月5日。见中村义：《白岩龙平日记》，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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