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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香港兴中会章程》，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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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书翰篇，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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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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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二，第1831页。梁姓者，疑为梁敦彦，广东顺德人，字崧生，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1878年入耶鲁大学，1881年回国。辜鸿铭记：“忆昔年张文襄督鄂时，督署电报房有留学生梁姓者，领袖电报房诸生，专司译电报事，向例朔望行礼，署中文案委员与电报学士分班行礼，梁学生固与电报房诸生同立一处，立案委员无一与交语者。一日文襄出堂受礼，见梁学生与电报房诸生同立，则亲携出班外，置诸文案委员班曰：‘汝在此班内行礼。’大众愕然，此后文案委员见梁学生则格外殷勤，迥非昔日白眼相待可比。昔日之梁学生，即今日之外务部梁崧生尚书也。”（《张文襄公幕府纪闻·爱才》，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上，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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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时务报》第14、15、17、19、21、28册分别转载《伦敦东方报》、日本《国家学会志》、《温故报》的有关报道评论，如《某报馆访事与麦参赞问答节略》《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中国私会》《论传言英将控告孙文一案》《论孙逸仙》《论中国内腐之弊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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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章炳麟：《口授少年事迹》《民国光复》，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9—40页。章氏称其闻言应道：“果主张革命，则不必论其人才之优劣也。”其实梁启超并无贬意，他曾对严复说：“然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无自求为汉高，则百事可办。”（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1，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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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1898年6月2日汪大燮来函，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第7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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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第114—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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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与宫崎寅藏等笔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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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1899年2月18日宫崎寅藏致平冈浩太郎、犬养毅函，陈鹏仁：《论中国革命与先烈》，第2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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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第116—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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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何檠一称设学之议不闻发起于孙中山（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3页），实则此事确由孙中山、陈少白等人而起（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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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折》，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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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毕永年：《诡谋直纪》，汤志钧：《乘桴新获》，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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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第129页。1899年2月18日宫崎寅藏致平冈浩太郎、犬养毅函称：变法期间，“在野的革命党才与他（案指康有为）完全绝交，更骂他为贱骨头的变节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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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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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钦差大臣》，《大陆》第2年第8号，1904年12月3日。《大陆》第2年第5号（1904年7月8日）刊登题为《赦诏》的寓言：“南海有鲲，嬖于龙，旋得罪于龙母，窜南洋，匿某鳞家。一日，有狲踵门求见，鲲辞之，如是者三。狲乃告鳞曰：‘吾少游大西洋，见某洲一种族，以共和为主义，上下一体，其族大治。今吾族所居地位，大势岌岌不可终日，吾欲与鲲谋，出翻江搅海之手段，鼓动大风潮，破坏龙宫，建设独立厅，步武某洲。事成之后，谁为之长，自有公论。愿为我介绍于鲲。’鳞乃告鲲，鲲力却之。鳞问其故，鲲曰：‘吾之宗旨，至死不变者也。吾得宠于龙，因欲保之，他日总有用我之期。且外间谣言，皆谓我潜谋不轨，倘从狲言，是所以证实其事，可奈何？’鳞出辞狲，狲怏怏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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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明治31年12月10日浅田神奈川县知事致青木外务大臣秘甲第8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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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4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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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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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1899年4月1日《复宫崎寅藏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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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康有为离日，原因甚多。其一，伊藤博文访华时，李鸿章提到日本保护清国流亡者，对外交有所影响（明治31年12月23日东京警视总监大浦兼武致青木外相乙秘第932号）。其二，1898年11月日本宪政党与进步党分裂，大隈内阁瓦解，山县有朋的新内阁对流亡者的兴趣降低，不愿因此影响邦交。其三，继续接济康有为的进步党和东亚同文会中的有关人士，认为保皇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希望两党合作进行反清（详见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第175—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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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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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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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37—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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