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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明治32年1月21日警视厅致外务省乙秘第109号；4月24日大浦警视总监致青木外相甲秘第80号；10月27日警视厅致外务省乙秘第101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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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朱寿朋编，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第4454、4470—4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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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参见李吉奎：《孙中山与刘学询》，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5集，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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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参见邱捷：《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及策动李鸿章“两广独立”新探》，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孙中山研究论丛》第7集，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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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7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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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与斯韦顿汉等的谈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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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45页梁仲策签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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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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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狭间直树：《中国近代における日本を媒介とする西洋近代文明の受容に関する基础的研究》，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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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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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与横滨某君的谈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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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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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康有为1901年初致函梁炳光，中有“闻高山言，公等方略，欲取惠州……任美行者，军谋称细，出讨则专以破数州县地，耸动大众为主。吾闻之，即笑谓任曰：吾以汝等称健者，以为果有方。若如此，则是一李立亭耳，必败无疑。已而，果有惠州之事。……故五六月前，凡林玉之将才，子盈之客人，所有请饷欲办惠事者，皆不发”（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8—279页）。另外，1900年11月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所提到的“张某为雅、任所托，仆不知其人”（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1页），疑为替兴中会办事的张尧卿，则梁启超、狄葆贤等与之关系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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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1900年2月28日《与知新同人书》及何擎一签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7—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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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13回报告》，19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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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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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1900年11月12日《至江宁刘制台》，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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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1902年3月18日《致吴君遂等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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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902年5月《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6—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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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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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参加自立军的留日学生，1899年底归国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林圭、秦力山、田邦璇等倾向更为激进，而暑期归国的傅慈祥、黎科等各校学生，则与保皇会关系密切（《恭祝皇上万寿演说》，《清议报》第53、54期，1900年8月5日、15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2、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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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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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被认为是洋务与维新运动的交合点，而非孤立的偶发事件。[1]在戊戌以后中国政治变动的进程中，其影响弥久不消。庚子勤王期间，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的主要成员，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程度上参预了趋新各派的密谋，从而在台湾民主国到戊戌变政、庚子中国议会之间，构成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链条的重要环节。由此回溯，这批人在甲午之际的行为心境，除了人所共知的一面，似还有另一面未被揭示。而这一面曲折地体现了在西方民主思想和传统民本观念的交相作用下，近代绅权与皇权、民权的关系，显示了中国士人国难当头时如何对朝廷与社稷作两难取舍。而这也是理解庚子勤王运动中各派趋新人士政治表现的一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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