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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与横滨某君的谈话》，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8—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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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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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康有为1901年初致函梁炳光，中有“闻高山言，公等方略，欲取惠州……任美行者，军谋称细，出讨则专以破数州县地，耸动大众为主。吾闻之，即笑谓任曰：吾以汝等称健者，以为果有方。若如此，则是一李立亭耳，必败无疑。已而，果有惠州之事。……故五六月前，凡林玉之将才，子盈之客人，所有请饷欲办惠事者，皆不发”（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第278—279页）。另外，1900年11月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所提到的“张某为雅、任所托，仆不知其人”（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331页），疑为替兴中会办事的张尧卿，则梁启超、狄葆贤等与之关系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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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1900年2月28日《与知新同人书》及何擎一签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07—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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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松冈好一：《康孙两党之近情》，《东亚同文会第13回报告》，19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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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1900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邱菽园书，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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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1900年11月12日《至江宁刘制台》，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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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1902年3月18日《致吴君遂等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2—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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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1902年5月《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86—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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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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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参加自立军的留日学生，1899年底归国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学生林圭、秦力山、田邦璇等倾向更为激进，而暑期归国的傅慈祥、黎科等各校学生，则与保皇会关系密切（《恭祝皇上万寿演说》，《清议报》第53、54期，1900年8月5日、15日；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212、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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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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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的台湾民主国，被认为是洋务与维新运动的交合点，而非孤立的偶发事件。[1]在戊戌以后中国政治变动的进程中，其影响弥久不消。庚子勤王期间，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的主要成员，不约而同地在不同程度上参预了趋新各派的密谋，从而在台湾民主国到戊戌变政、庚子中国议会之间，构成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链条的重要环节。由此回溯，这批人在甲午之际的行为心境，除了人所共知的一面，似还有另一面未被揭示。而这一面曲折地体现了在西方民主思想和传统民本观念的交相作用下，近代绅权与皇权、民权的关系，显示了中国士人国难当头时如何对朝廷与社稷作两难取舍。而这也是理解庚子勤王运动中各派趋新人士政治表现的一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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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不约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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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运动名义上的“总持”，是保皇会的首领康有为，为了实现其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总体战略，保皇会倾全力经营两广，尤其注重广西方向，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康有为以南关游勇大头目陈翼亭为主力正兵，准备取道钦廉，攻占桂林，以此为基地，然后进攻湘鄂。制订这一计划，除了战略上地利的考虑外，人和当是重要依据。因为原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在桂林一带聚集力量，并与保皇会暗中早有联络，被纳入该会的战略计划之中。1900年5月底，唐景崧派人赴新加坡向康有为报告：“滇、黔、桂皆来归”，请约期发动。康闻讯大喜道：“此天赞也！”[2]立即指示澳门总局的徐勤等人：“西力膨胀，既拟移全力注之。”并将“有小山（即唐景崧）之坐镇，滇、黔皆来”[3]，作为调整部署的主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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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保皇会虽然制订出总体战略，但感到实力不足，因而具体计划只决定取鄂后顺江而下攻金陵，而不敢直捣北京与荣禄的武卫军正面相撞，又担心“画江以待力足”则缓不济急。[4]到6月初，北方义和团蜂起，形势骤变，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率部归附，长江中下游联成一片，加上唐景崧派人请期，康有为趁势调整完善实施步骤。依据他亲拟的计划，唐景崧的地位十分重要，勤王之师取桂后，以唐景崧留驻，一则收复全省，一则聚集人马。“有薇老在桂留驻，不患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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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既留守，彼为灌阳人，灌近湖南，其俗强悍，迥异于桂。全、灌、兴安之间，皆为会党，上通永、桂、郴、道，旬日间可招数万众，开库截粮以养之，立选强健，操之旬日，以万人为度，薇或亲统或派人作后队，赶上湖南，长驱接应。若有妥人留守，薇以亲统为宜，以将来破长沙、武昌，捣中原，当有大帅指挥之也。其应派人前敌或留守，由薇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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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军到湖南后，与黄忠浩部防营里应外合，下长沙，破武昌，长驱襄阳，山东大刀王五和镇江徐怀礼各军亦分路北上，入直隶，逼京师，趁乱破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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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这一计划，唐景崧实际上被委以勤王正军全军统帅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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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如此安排，显然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军事行动主帅应亲自入营统兵，而康有为自视为四万万人托命之身，有救世之心，无救世之勇，处处以自己的安全至上，想方设法逃避责任。早在1900年4月，梁启超就为此犯颜直谏，坦陈意见。当时康有为计划以星洲、澳洲、日本三处为驻扎地，“似无入营亲统之意”。梁启超表示反对，认为：“我辈今日之事，决不可稍存尝试之心也。”“故此次不有事则已，有事则成败皆决定于此举”，败则应以身殉之。“既动则有进无退，若是乎先生之亲统军，万不可以已也。”他进一步劝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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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未有主将不在军中，而师能用命者。他日能驾驭之，而范我驰驱，皆在此时也。若初时不与之共其苦，而欲成事之后，彼纠纠者拱手而听节制，抑亦难矣！因而坚决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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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定以某军为正军，则先生必当入而亲率之，即弟子亦然；或随先生赞帏幄，或入别军为应援，要之万不能置身于军外也。并以不先入军中则起义之师不能正名相挟，力劝康“惟当尽力设法，以先入军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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