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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以后，内地学堂皆废，而邱、林二君独能倡女学于星坡，为吾中国强种之本，其豪杰之士坚忍不拔者耶？他日人才之盛，当于星坡乎观之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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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梁启超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邱菽园捐款3000元，并担任董事。[16]林文庆、邱菽园等还发起成立星洲支那好学会，定期举行演说会，分时务、学术、政治三类，“任凭择说，各尽其长，或仿西国议院互相驳诘之法，然后凭众举手以定公论，较易增长见识，开拓心胸也”[17]，吸引了众多华侨加入，仅第9、10期新增会员就达37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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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梁等人亡走海外，仍坚持其政治抱负，一面痛斥当朝执政，一面争取恢复新政。为达此目的，组建保皇会，倚靠华侨，积极展开行动。康有为以光绪皇帝的存亡为中国复兴成败的关键，不惜一切代价手段力争保救，而视慈禧和顽固大臣为最大障碍，千方百计要加以扫除。新加坡华侨予以积极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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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底，徐季钧就撰文预言“中国不久必有变乱”，他说：“自古国家之败，不亡于外寇，而亡于内乱。”甲午战败，中国外患日剧，新政甫兴即败，一线生机遭到扼杀，外祸较前益甚，究其原因，“则以我皇上圣明英武，大权旁落，新政不行，而政府守旧诸权臣悖谬昏庸之所致也”。内部则民变会党蜂起，商人报馆纷纷托庇于洋商外强，“夫愚民之见异思迁未足忧也，匪类之甘心作匿未足忧也，独至巨商硕富之家，谈道读书之士而亦离心离德，疾视其长上如仇雠焉，此其祸变岂小也哉”。反观“中国执政诸权臣，方且因循苟且，粉饰矜夸，于政之宜革者必举而张之，于事之当行者必废而去之，即或文告所颁未尝不以兴利除弊为训戒，而一为留心绎，皆不过口头禅门面语，以之哄骗无识之人耳”。此前他与友人纵谈时事，认为“兵燹变乱之事，吾身或不能亲见及之，而不料金瓯无缺之江山，一旦竟覆败于女子小人之手也，此等世变远不出十年之外，近即在早晚之间”。[19]《天南新报》还载文辨析“中国今日无所谓新旧党”，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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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谓新党者直帝党耳，其所谓旧党者直贼党耳。[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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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后，有关废立的传闻沸沸扬扬，保救光绪迫在眉睫，10月11日，邱菽园得西报传讯，传单会馆，联合侨民500余人，于次日电达总理衙门，恭请圣安，并恳请归政。一时间南洋各岛效法，加拿大、日本、美国、南美、澳洲华侨及内地人士继起踵接，联名抗电力争者数十起，“天下仁人君子皆翘首跂足以望星洲”，新加坡华侨因此被视为“我四百兆同胞之云霓”[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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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成立后，康有为等积极部署，筹划武力勤王。新加坡华侨一面制造舆论，一面参与谋划。1899年7月，《天南新报》连续转载《清议报》所刊无涯生（欧榘甲）撰写的《明义篇》系列文章，如《义士乱党辨》《论救中国当以救皇上为本》等，为反抗清廷倒行逆施的义举正名称颂，文章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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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祸，固莫哀于亡国哉，而追原其始，则皆由于诬义士为乱党。……当其始也，义士痛心国事，疾政府之专横，忧外族之逼处，思有以伸人民天赋自由之权，人治进化主义，以壮国基，以图自保，不得不谋所以改革之也。而其改革之机关，或开新闻揭激昂之论，以醒国民之精神；或开大会演说国耻家仇，以刺国民之纪念；或开学堂输进万国文明，以开国民之智慧；或集图书报告，指示治内治外之失权，疆土日蹙，地图转变，以冀在上之一悟，同胞之奋兴。……有国者视民若犬马奴隶……谈时事有禁，议朝政有禁，著书有禁，立会有禁，方且愚之弱之散之，使天下戢戢受治，以固帝王万世之业。一旦而夙昔所视为犬马奴隶者，忽倡言改革国家主义，去其愚起其弱合其散，予人民以自由之权，开化之路，彼早已惊走骇汗。……天潢世族，奴视其民之私，宁甘心亡国而为狗马之幸存，决不愿国家改革使国民有见天日之一时，外患愈棘，而内压益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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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拯救危亡，必须保救圣主明君。“故废皇上者，所以断绝我四万万同胞义士之生机也。夫断绝人类之生机以自纵其欲，于古谓之独夫民贼，于今谓之野蛮无知，摧陷而扩清之，是天地之公义也，人之正理也，况其为废我四万万同胞所恃皇上之贼党乎？己之仇不报不可以为人，君之仇不报更不可以为生。”只要光绪复辟，“则内外人心咸为改视易听，新法之行更速，不逾年而可收大效，十年而可定立宪之制，中国之强，可翘足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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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此目的，文章公开号召发动海内外民间秘密会社，武力勤王，“我中国侠学虽微，而内地以及海外会党间义烈之士尚多有之”，呼吁“声大义于天下，举雄师而北指，戮叛君亡国之贼臣以救君父之难”，为四万万人建立“功在万姓，功在万世”的大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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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新报》自撰的言论也渐趋激烈，有人说：“各国谓中国刑法惨酷，其实失刑甚矣。京师数百菜市尚不足以容奸佞之头，而悬首藁街者曾年有一见乎？国家疲孱不振者三百载，非有廓清摧陷之烈不可以致中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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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1月，清廷宣布立储，欲废黜光绪。新加坡华侨先期得知消息，呼吁海外华商再行电请圣安并请皇太后归政，认为：“今皇上以三十壮年之圣君，而西后以七十将届之衰龄出而夺其政以尸之位，不谓西后有过不得也。”[25]徐季钧更指斥西太后为“伪临朝”，声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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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自开报以来，即力主维新宗旨，于前年八月政变后，更复痛斥权奸，不遗余力。外间不察，以为奸党或不至所言之甚，疑本馆执笔人未免偏执己见。……至此次伪谕遥颁，天下之人，咸恍然共知那拉氏之藏心轨图步武氏之后尘焉。[26]经元善在沪联合士绅1231人电禀反对废立，遭到清廷缉捕，并借故移文澳门当局将其拘禁。邱菽园、林文庆与何廷光曾设法营救。[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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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天南新报》又发布公启，呼吁将“祝寿之虚文”改为“保寿之实法”，由全国4亿人各出一元，向英、德、日、法、奥、意列国的保险公司购买光绪的人寿保险，这样，一方面“以我四万万人共保之，地球之列强共保之，则我皇上之圣寿必可保”，另一方面，“能保皇上之寿，即以保中国之寿，即以保我四万万同胞之寿矣”。“实不徒为皇上买保险，实为中国买保险，为我四万万人身家性命各自买保险也。”[28]将保皇与保国保家相联系。同时刊发《母后有罪可讨考》，据《春秋》大义，论定君与母后可讨与否，关键是看有罪无罪，“若有罪焉，天子可名为独夫，太后可名为贼臣”。而罪与否的标识，当“以下民之视听为视听”。“母后有罪当讨，非子讨母也，母后得罪天下，天下共讨之。”[29]保皇会的各机关报均不断转载《天南新报》的文章，以加强勤王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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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勤王运动的逐渐展开，争取国际舆论的理解和支持成为必要。梁启超先是函请丘逢甲劝林文庆出面，在香港创办西文日报，“发表圣德及帝党之政策，以引动白人之热心者”，继而又提议将林文庆在新加坡所办西文报改组为保皇会的党报，“发表我辈他日政策”，以利于“与西人交涉”。[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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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捐款与定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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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宣传之外，新加坡华侨积极参与保皇会的组织，以及勤王的筹饷和方略谋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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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最早派往新加坡活动的当为徐勤和陈继俨，目的是运动南洋华侨和为大同学校筹款。1899年9月19日，梁铁君函告康有为，哥老会首领师襄称湖南内地有九万余人，独无军械粮饷，不能举事，“拟候君勉南洋筹款。然君勉初到南洋，一切布置未定，奈何，奈何！”[31]是年11月20日康有为致函邱菽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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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闻风义久矣，天南一柱，独持清议，天挺人豪，以救中国。每读报及得赐同门诸子书，未尝不眷然神往也。仆以不才，过蒙圣主知遇，哀国危亡，毗赞维新。遭变以来，故人亦多遗绝，而足下乃独哀念逋亡，辨其愚忠，助共张目。徐生之行，过承接待。又复轸念琐尾，馈以千金，拜登感激，不知所报。但以执事高义雄才，纯忠硕学，相知之深，相待之笃，联辔并轨，以救君国，非复为寻常语言所可谢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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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12月17日，邱菽园函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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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侃君仍寓敝楼，晨夕倾襟，致雅相得。日间《天南新报》正在赶印大同高等学校章程及代理收单千号，印成，即请林芷俦陪仪君往各处筹款，而萲通函以为之先，签名以坚其信，看得多少，再及其他。今日筹款如不借径为无别法，南洋英、荷各属禁会甚严故也。……梁任公昨尝函约萲为兄弟，闻亦有檀山之行，何其盛也，临风逖听，快慰何似！任公新有信来，极慷慨激昂，一主勤王，到底不懈。萲欲函复与言南洋一带，所筹大同学校捐款，不论多少，总以提归正用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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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风气未开，阻力重重，邱菽园已经预料到筹款活动很难顺利，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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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虽日倡孔庙学堂，和之者多，然事未办，地未择，图说未有，捐条未发，必无款可筹；即筹矣，而十羊九牧，其款亦究应拨提，此是固本之事，终于目前应变之方，无济分毫。再四思维，只得暂且放下，虚与委蛇，而不急起以追之，诚恐蹈任父在东徒作嫁衣之辙也。然急欲得其人而与谋，商家少大志，南中尤僻陋，一切绝无见识，殊难与语，故惟有借还之一法，如近之以大同高等起点是也。自愧言轻，不足举重，容竭心力，并藉陈、林二君四处游说之能，徐观后效可也。[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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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俨等人的筹款，看来的确未能引起普遍响应，所以不得不由邱菽园独力承担大笔捐赠。而陈继俨对于促成其事居功至伟。后来康有为谈到陈继俨的功过时说：“某今以才自负，目空一切（昔在南洋筹款，鼓动邱菽园大款有功）”[34]，所论即指陈继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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