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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菽园与唐才常虽素未谋面，却早有联系。1897年邱途经香港赴新加坡之际，在友人处看到《湘学报》，知道唐才常其人，与之通信。1899年12月正气会成立，“邱菽园深爱唐才常之人物，赠金三万元，曰：‘此金虽微，如可以充于天下之用，则请用之。’唐才常即日出发而赴香港，由香港银行受领此金。由是正气会一时繁昌，革命之光鍖愈益闪烁于眉睫间矣”[72]。翌年春初，唐才常将所著《觉颠冥哉内言》四卷寄赠邱菽园。[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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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唐之间的联系，因梁启超的支持而得到加强。梁对于澳门总局的偏心早已有所察觉，多次函告：“粤之冈，沪之佛，皆我党长城，所有急需，乞就前者金山会款及南中菽款接济之”；“伯忠在沪至为关键，此间款又尚未能接济之，如有急需，尊处想必能应手，不分畛域。”并让唐才常等“有急需者尚请先商之于星洲诸贤可也”[74]，而康有为和澳门总局仍怀私心，暗中做些手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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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邱菽园因对港澳总局不信任，将新捐之款“全数汇东”，康“知港澳不给，而无如何”，指示徐勤等向罗普“截一二万还港澳用可也”，甚至打算“调回上海之款”[75]。这些机关算尽的小动作，后来成了“浪费乾没”之说的成因，令保皇会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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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军失败后，秦力山至新加坡访康有为、邱菽园，报告长江事变，所说与狄平各异，并怀疑康有为等人“拥资自肥，以致贻误失事”[76]，对康宣布绝交。尽管康有为力图辩解，声称：“尚未集两造，无由处断”，言词间却明显偏袒狄平，说：“力山勇锐，或者畏之，恐其致祸，而不告以实，亦未可知。……雅至忠，而阅历深，有操纵，当俟雅查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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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邱菽园与秦力山自1900年春即诗文互酬，引为同调，况且已对保皇会疑心重重，至此虽未公开反面，却于11月致电康有为，要求亲自出任粮台，掌管钱财，通电各地保皇会将捐款汇往新加坡。康有为一面表示已停粤局以节靡费而蓄大款，一面将深得邱菽园信任的陈继俨拉来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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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仪侃自港来书，亦议请雪梨款尽以寄公，免港澳为众人所分牵，管数者难于破除情面，则大款难蓄，而为零支所累，因以误事，已决计如此。经贻书与任，及复书与侃，特以公近来甚困，忽以告公，虑公以为一埤相遗，故不敢先告。今公慨然任粮台之事，仆既得就近支拨商量可否，此仆所欲请而未敢者。而关切大局，讦谟定策，竟有不约而同心，盖事关一体，自然而同也。今将仪侃之来书并陈，以见公电之先得我心，欢然无似。[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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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康有为此番做作可谓言不由衷。梁启超于1900年九十月间赴新加坡、槟榔屿见康有为时，“见岛极殷勤，必不疑其遽决裂”，抵澳洲后，接邱菽园来电索款，以为“汉狱之焰，方波及于粤。弟子窃疑港、澳局皆站不住，有大变动，又以为岛之此电，必曾与师商者，故得电后即照办”，共汇出2000镑，直到1901年4月接康有为来电，才知变生不测。[78]康有为得知情况，即通告各埠保皇会将捐款寄往其所在的庇能。可见他并不想让邱菽园支配保皇会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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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菽园与康有为虽然不和，并未与保皇派公开断交。自立军失败后，被捕者的供词牵涉邱菽园，富有山堂又将其列为正龙头，清方查知，两广总督陶模札行驻新加坡领事罗志尧查明邱菽园、林文庆等人有无植党图粤之事，实则有意为其开脱。邱菽园得知这一信息，于1901年4月上书陶模，声明自己与康、梁的交往，限于考古校经，问政变始末，谈及时务，指陈得失，英雄所见，虽曰略同，而见机观变，豪杰各不相下，并反对将“忠君爱国之人，概目为祖于康、梁之党。康、梁身份，诚日增加，而志士皇皇，进无以为自解之路”，认为只要清廷“取法维新，与民乐利，不徒楚粤诸党会，本非生而好乱，一旦名义无出，闻而戢其他心，想彼康、梁，亦犹人耳，望风解散之不暇”[79]。言语间只有辩解之词，而无攻击之意。在此前后，他还与东京的梁启田联系，请其与梁启超协商，如果梁肯东归主持全局，愿再出10万。梁启超甚至准备接受，“愿居长崎，以任内事”，而让康有为游历南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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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菽园弃康拥梁，决非仅仅出于财务纠纷或个人关系不合，而是宗旨倾向变化的表征，亦即由康有为的保皇转向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兴民政。邱菽园本有种族意识，曾作《黄帝本纪》万言书，“严辨种界，考据精审，旅外文人多未留意及此者”。其通电上书要求归政之举，也明知“此在中原是逆着”而不惜犯险抗命为之。[81]自立军失败后，秦力山、冯自由与邱菽园等的唱和诗文，反映出新加坡华侨民权心声的释放。如秦力山《道出星洲赠星洲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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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诗阵走雄师，凛凛良狐笔一枝。闻说中原民贼剧，却应头颈惯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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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上吾谁祖，四兆同胞尽若忘。可怪胡儿多误我，神洲此后更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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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留别邱林徐三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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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相见再长谈，不到民权死不甘，寄语三君吾去也，魂兮留滞在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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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虽歧心未灰，他年应再动春雷，排空击得弹丸碎，直抵黄龙饮一回。[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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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赠寄星洲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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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地狱野蛮天，廿纪修罗铁血鲜。傀儡争存魔鬼现，喇叭吹起睡狮眠。自由潮汐新中国，独立风云壮少年，绝好黄金供锻冶，与君击剑倡民权。[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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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梁启超终究不能跨越雷池。后来秦力山因故与梁启超反目，邱菽园也断然宣称：“文笔之徒不足与相语，竟与康有为、梁启超绝交。”[84]邱菽园于1901年8月13日再次公开发表自辩文，解脱康党干系之外，更对康指责抨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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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佞以海邦男子，两年以来，籍籍蒙康党之名者，岂真独无闻见，而曾不一为辩白欤。诚以党与不党，我心清白，原有存真。而不图阴鸷阴狠之康有为，即以不佞兀傲自喜，曾无趋附门下之心，故动辄援借微名，播告天下，极力表暴，或刊各报纸，或印名会单，不惜齿牙，大加赞誉，深恐天下人士不知不佞为其党也者。甚至如汉口鄂督所捕之会党，及粤东德轮所获之海盗，搜其行箧身上，亦复遍有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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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归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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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康之为人，结党营私四字，其死后不磨之谥，而其结党之法，总以其学问招徕之帜，以大帽子为牢笼之具，凡属少年聪俊好奇喜事之辈，一与之游，无不入其彀中，此则戊戌以前在粤聚徒及在京结党之手段也。至于亡命出奔以后，则又变用其结党之法，以维新为欺人之术，以皇上为保命之方，其与为仇者则攻击之，其施之恩者，则愚诱之。若夫豪杰有志热心君国，不甘趋附之流，稍与周旋，则必推重其名，表扬其义，逢人说项，到处推袁，一若此人为其前身父母，再世知己，而天壤难逢，笃生不偶者，一欲收其入党之心，一欲绝其归国之路。其用计之狡，弄术之工，至于此极。故凡报纸上所胪列新党之名，及其行事或登诸各西报，或见诸《清议》、《知新》等华字报，极言其人若何有志，若何明义，若何捐款者，大抵皆非其党，而惧终不入其党，故乱造谣言，冀使内地官场得闻姓字，而设法捕获，则虽有志士，亦苦于进退维谷，而不得不依草附木，以中其计。此康有为出走以来，结党营私之心术也。……故欲知康党与新党之分，但观康之隐扬足矣。其扬之升天者，其人必立志维新而不肯入党者也。其隐之埋地者，其人必彼死党而甘与之图谋裹言倡行自立者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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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邱菽园因牵涉保皇会，其家乡族人株连受害，邱报效赈银1万两，声明“初与康、梁二逆往还，嗣闻其藉会敛财，煽党谋逆，立即痛恨绝交”，才由张之洞奏准销案[86]既要开脱罪名，当然有所遮掩。但公然骂康，却是发自内心的愤懑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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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新加坡华侨脱离保皇派的另一原因，是与孙中山的联系。1900年六七月间，孙中山准备亲赴南洋与康有为协商联合大举事宜，先派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等人前往接洽。宫崎等人到新加坡后，寻访邱菽园，后者告以康有为并未在新加坡居住，宫崎寅藏遂托邱菽园转交书信。而康有为一方面排斥主张反满的革命党，另一方面对前此孙中山介入刘学询、李鸿章等人的交康、刺康密谋心怀恐惧，加上他接到多方获得的情报，指宫崎寅藏为刺客，而宫崎寅藏等人赴新加坡之前在广东与李鸿章的手下有过秘密接触，令传闻显得真实，于是借口英国当局保护严密，拒绝见面，仅派汤叡赠款百元。宫崎寅藏等致函反驳行刺之诬，信被警方截获，而保皇会又将此事报告总督，警察遂将宫崎寅藏等人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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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孙中山一行抵达新加坡，立即动用各种关系，展开营救行动。当地华侨中，林文庆早在1896—1897年孙中山旅英时就与之结识，他是新加坡第一位获得英女王奖学金的华人，1895年又担任海峡殖民地立法议员，社会地位很高，孙中山通过他疏通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关系。尽管康有为指林文庆为拘禁宫崎寅藏等人的主谋[87]，但林的确为释放后者起了重要作用。[88]他还介绍岳丈黄乃裳与孙中山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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