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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康有为此番做作可谓言不由衷。梁启超于1900年九十月间赴新加坡、槟榔屿见康有为时，“见岛极殷勤，必不疑其遽决裂”，抵澳洲后，接邱菽园来电索款，以为“汉狱之焰，方波及于粤。弟子窃疑港、澳局皆站不住，有大变动，又以为岛之此电，必曾与师商者，故得电后即照办”，共汇出2000镑，直到1901年4月接康有为来电，才知变生不测。[78]康有为得知情况，即通告各埠保皇会将捐款寄往其所在的庇能。可见他并不想让邱菽园支配保皇会的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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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菽园与康有为虽然不和，并未与保皇派公开断交。自立军失败后，被捕者的供词牵涉邱菽园，富有山堂又将其列为正龙头，清方查知，两广总督陶模札行驻新加坡领事罗志尧查明邱菽园、林文庆等人有无植党图粤之事，实则有意为其开脱。邱菽园得知这一信息，于1901年4月上书陶模，声明自己与康、梁的交往，限于考古校经，问政变始末，谈及时务，指陈得失，英雄所见，虽曰略同，而见机观变，豪杰各不相下，并反对将“忠君爱国之人，概目为祖于康、梁之党。康、梁身份，诚日增加，而志士皇皇，进无以为自解之路”，认为只要清廷“取法维新，与民乐利，不徒楚粤诸党会，本非生而好乱，一旦名义无出，闻而戢其他心，想彼康、梁，亦犹人耳，望风解散之不暇”[79]。言语间只有辩解之词，而无攻击之意。在此前后，他还与东京的梁启田联系，请其与梁启超协商，如果梁肯东归主持全局，愿再出10万。梁启超甚至准备接受，“愿居长崎，以任内事”，而让康有为游历南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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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菽园弃康拥梁，决非仅仅出于财务纠纷或个人关系不合，而是宗旨倾向变化的表征，亦即由康有为的保皇转向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的兴民政。邱菽园本有种族意识，曾作《黄帝本纪》万言书，“严辨种界，考据精审，旅外文人多未留意及此者”。其通电上书要求归政之举，也明知“此在中原是逆着”而不惜犯险抗命为之。[81]自立军失败后，秦力山、冯自由与邱菽园等的唱和诗文，反映出新加坡华侨民权心声的释放。如秦力山《道出星洲赠星洲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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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南诗阵走雄师，凛凛良狐笔一枝。闻说中原民贼剧，却应头颈惯矜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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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上吾谁祖，四兆同胞尽若忘。可怪胡儿多误我，神洲此后更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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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留别邱林徐三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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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相见再长谈，不到民权死不甘，寄语三君吾去也，魂兮留滞在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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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虽歧心未灰，他年应再动春雷，排空击得弹丸碎，直抵黄龙饮一回。[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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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自由《赠寄星洲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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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地狱野蛮天，廿纪修罗铁血鲜。傀儡争存魔鬼现，喇叭吹起睡狮眠。自由潮汐新中国，独立风云壮少年，绝好黄金供锻冶，与君击剑倡民权。[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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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梁启超终究不能跨越雷池。后来秦力山因故与梁启超反目，邱菽园也断然宣称：“文笔之徒不足与相语，竟与康有为、梁启超绝交。”[84]邱菽园于1901年8月13日再次公开发表自辩文，解脱康党干系之外，更对康指责抨击。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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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佞以海邦男子，两年以来，籍籍蒙康党之名者，岂真独无闻见，而曾不一为辩白欤。诚以党与不党，我心清白，原有存真。而不图阴鸷阴狠之康有为，即以不佞兀傲自喜，曾无趋附门下之心，故动辄援借微名，播告天下，极力表暴，或刊各报纸，或印名会单，不惜齿牙，大加赞誉，深恐天下人士不知不佞为其党也者。甚至如汉口鄂督所捕之会党，及粤东德轮所获之海盗，搜其行箧身上，亦复遍有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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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一步归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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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抵康之为人，结党营私四字，其死后不磨之谥，而其结党之法，总以其学问招徕之帜，以大帽子为牢笼之具，凡属少年聪俊好奇喜事之辈，一与之游，无不入其彀中，此则戊戌以前在粤聚徒及在京结党之手段也。至于亡命出奔以后，则又变用其结党之法，以维新为欺人之术，以皇上为保命之方，其与为仇者则攻击之，其施之恩者，则愚诱之。若夫豪杰有志热心君国，不甘趋附之流，稍与周旋，则必推重其名，表扬其义，逢人说项，到处推袁，一若此人为其前身父母，再世知己，而天壤难逢，笃生不偶者，一欲收其入党之心，一欲绝其归国之路。其用计之狡，弄术之工，至于此极。故凡报纸上所胪列新党之名，及其行事或登诸各西报，或见诸《清议》、《知新》等华字报，极言其人若何有志，若何明义，若何捐款者，大抵皆非其党，而惧终不入其党，故乱造谣言，冀使内地官场得闻姓字，而设法捕获，则虽有志士，亦苦于进退维谷，而不得不依草附木，以中其计。此康有为出走以来，结党营私之心术也。……故欲知康党与新党之分，但观康之隐扬足矣。其扬之升天者，其人必立志维新而不肯入党者也。其隐之埋地者，其人必彼死党而甘与之图谋裹言倡行自立者也。[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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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邱菽园因牵涉保皇会，其家乡族人株连受害，邱报效赈银1万两，声明“初与康、梁二逆往还，嗣闻其藉会敛财，煽党谋逆，立即痛恨绝交”，才由张之洞奏准销案[86]既要开脱罪名，当然有所遮掩。但公然骂康，却是发自内心的愤懑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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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新加坡华侨脱离保皇派的另一原因，是与孙中山的联系。1900年六七月间，孙中山准备亲赴南洋与康有为协商联合大举事宜，先派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等人前往接洽。宫崎等人到新加坡后，寻访邱菽园，后者告以康有为并未在新加坡居住，宫崎寅藏遂托邱菽园转交书信。而康有为一方面排斥主张反满的革命党，另一方面对前此孙中山介入刘学询、李鸿章等人的交康、刺康密谋心怀恐惧，加上他接到多方获得的情报，指宫崎寅藏为刺客，而宫崎寅藏等人赴新加坡之前在广东与李鸿章的手下有过秘密接触，令传闻显得真实，于是借口英国当局保护严密，拒绝见面，仅派汤叡赠款百元。宫崎寅藏等致函反驳行刺之诬，信被警方截获，而保皇会又将此事报告总督，警察遂将宫崎寅藏等人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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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9日，孙中山一行抵达新加坡，立即动用各种关系，展开营救行动。当地华侨中，林文庆早在1896—1897年孙中山旅英时就与之结识，他是新加坡第一位获得英女王奖学金的华人，1895年又担任海峡殖民地立法议员，社会地位很高，孙中山通过他疏通与英国殖民当局的关系。尽管康有为指林文庆为拘禁宫崎寅藏等人的主谋[87]，但林的确为释放后者起了重要作用。[88]他还介绍岳丈黄乃裳与孙中山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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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乃裳早年好读中译西书，对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尤其赞赏，他读了裨治文所著《大美国联邦志略》，慨然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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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子之天下，易而传贤，且君位有四年限制；君王之天下，易而民主，或曰总统，令士庶者有举主举官及议政之权；是推陈出新之一大创局也，是驾欧洲英、俄、法、意、奥、西、和、比、葡、瑞、恼诸国而上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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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失败后，黄乃裳为《美国史略》作序，盛赞美国独立战争和民主开国的壮举，希望中国实现百年大变，涌现一华盛顿式的伟人，令中国焕然一新。[89]这使他对坚持民主共和的孙中山一见倾心。[90]以后黄加入了同盟会。林文庆也一直与孙中山保持联系，孙中山曾托其出面提倡商人以助军费。[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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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为了营救宫崎寅藏等人，还找了旧友吴杰模帮忙。吴是福建人，别字子范，“少学医于英国，深究化学之理，切脉临症制药待病，尤为独步，在香港设肆售技有年，历蒙各医院院长推函荐许，实效昭然”，后移居新加坡，在衣箱街开设仁济大医房。邱菽园与之交好，曾亲自为其撰写广告，刊诸报端[92]，由此可能间接了解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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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此行目的本是与康有为磋商，“为我们在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93]。而这一方针先此已与梁启超、唐才常、汪康年等达成默契，邱菽园则对奉行联合大举的长江革新党予以积极支持。1900年8月，孙中山、梁启超分别归国，准备实践前诺，参与长江联合大举。事败，邱菽园排斥抵拒联合大举、借勤王以兴民政的康有为，而信任梁启超，也可视为对长江方面宗旨方针的赞同。1902年，他退出了以鼓动维新而名满海内外的《天南新报》社务，象征着脱离旧轨。以后在革命党与保皇派的论战中，他还自告奋勇，和黄乃裳一道为开演讲会批判保皇派的革命党人张继担任翻译。[94]直到1910年，才因文学关系与爱好相同的康有为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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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华侨的祖国意识初醒，其中保皇会勤王运动的宣传动员作用巨大。新加坡华侨在当时地位的凸显，除西学新学的影响外，得益于两方面的优势，其一，所受中国固有文化熏染较深，文化认同倾向强；其二，与国内各方的交往联系频繁，政治上同频共振。传统士人的天下意识与近代民族民主思想相融合，使得新加坡华侨的爱国情怀与康、梁等人的政治宣传相互激荡，而不仅仅是被动接受。这种士绅的政治文化优势向社会变迁过程中趋新事业伸展的情况及其作用，值得关注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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