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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邱新民《邱菽园生平》所引清光绪廿七年辛丑八月四日上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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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康有为函告其女同薇：“日人之事，系发难于林君，此事于日本邦交极有碍，故我欲忍之，而林骤告督，遂为大案。然无如何，又不敢言其非，恐得罪林及英官也。其人为宫崎，诚是戊戌九月与我返日本者。但伊不合与孙同行，且为孙办事。日本有两电五信言其谋害也。”（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77页）1900年7月6日康有为函告柏原文太郎，他接到宫崎寅藏的来信后，次日即向英国殖民当局申请返回新加坡与宫崎会晤。不料日本某僧密告林文庆，见到数封来电，文中均有康有为、邱菽园名字。其时旁室某客闻讯，亦称刺杀康有为可得赏金数十万。林文庆告知邱菽园，邱又得到电报，指孙文欲图大举，为筹款来新加坡，恐生异变，宜加慎防。林闻之大惊，即走报新加坡总督，请求密查。总督大怒，决意查办。此外，林文庆还告诉其友《天南新报》翻译陈德逊，陈转告日本人，宫崎得知，致函康有为，疑后者故意避而不见。是日康有为恰好回到新加坡，闻讯大惊，告诉林文庆，宫崎为日本志士豪杰，与其旧交，请转告总督，中止查办，否则无面目再见日本故交。再三请求之下，林文庆始息怒允诺。康又转托当地警官请求中止查办。但总督拒绝所请（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653—6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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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冯自由记：“林为星洲著名医学博士，极得当地英吏信用，宫崎得以无事出境，即赖其斡旋之力。”（冯自由：《华侨开国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专刊·华侨与辛亥革命》，第57页）；“时医师林文庆在马来群岛负盛名，甚得当地政界信仰，总理于彼为旧交。……英官判宫崎离境，即林文庆为之说项也。”（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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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大美国史略》，福州美华书局1899年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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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詹冠群：《关于黄乃裳研究中的几个史实问题》，《黄乃裳传》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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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907年10月15日《复张永福等函》，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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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邱菽园：《恭颂大医士吴杰模先生》，《天南新报》1898年6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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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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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詹冠群：《黄乃裳传》，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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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第八章 岑春煊与保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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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因内外形势骤变，保皇会加紧行动，公开揭出勤王旗号。义和团事变起，清政府对外宣战，为应付复杂局面，令各省督抚派兵增援，等于下令勤王。同一旗号之下，朝野双方的行动目的截然不同。即使参与保皇会勤王计划的各派，在推翻后党、恢复新政的大同之下，也各自存有并不算小的政见、利益分歧。而清廷的各省勤王之师，更是心怀鬼胎，表现大异。另一方面，相同的旗号又给一些脚踏两只船的胸怀异志之人，提供了左右逢源的合法外衣，使其得以见风使舵，相机行事。庚子岑春煊千里勤王，便属于后一类的典型。只是由于当时行动隐秘，知情者少，后来当事各方又有所忌讳，避而不谈，以至于真相只见诸笔记掌故的传闻[1]，迄今不为史家所采信。仔细梳理相关的史料与史实，可以深入透视在庚子各种矛盾冲突空前激化的形势下，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动与其他社会势力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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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护驾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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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一士《一士谭荟·岑春煊》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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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之役，以甘肃布政使率师勤王，护驾西行，遂邀西后特赏，迁任封疆。相传其时春煊初拟助帝收回政权，或以孝治及利害之说动之，乃不敢发，而益自结于后。论者多病其不能见义勇为，然封疆重臣，统兵大将，多戴后，帝则势处孤危，举事不慎，将有奇祸。春煊纵欲建非常之业，其力亦苦不足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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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啁啾漫记·清德宗西狩琐闻》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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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德宗久制于孝钦太后，郁郁不得志。拳乱之始，帝心非之而不敢言，且朝贵咸党于太后，虽言亦不得从。及西狩，恒思援各省督抚以自助。勤王之师，陕西藩臣某最先，某故先朝旧勋之裔，帝颇重之，擢陕西巡抚。一日招某入，叩头毕，帝甫有言，而太后适至。帝色变，某亦汗下流背，乃乱以他语而罢，太后未之审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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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说颇有不合，后一说并有小误（如岑春煊为甘肃而非陕西布政使），重要的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不可视为游谈无稽，岑春煊确有借清廷勤王之名行保皇会勤王之实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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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前，岑春煊即与康有为建立起密切关系，积极响应变法维新，参与康有为的各种组织活动。1895年康有为发起上海强学会，岑春煊为“噬肯来游”、加入是会的各省“名儒硕彦”之一。[4]1897年2月，康有为再到桂林讲学，并与唐景崧、岑春煊等地方官绅议开圣学会。唐、岑二人一自台湾归，一自山东回，均亲历中日战争，对于清政府战败求和，丧权辱国极为不满。台湾民主国官绅内渡后，均不得清政府任用，而岑春煊则辞官归隐，不作出山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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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返桂之初，交游议论，尚属平平，唐景崧与龙泽厚等“见则谈学，与岑云阶及官场则谈博谈戏”[5]。后唐、岑两人“往还最密”，鉴于清朝“败兆已伏”，“正思所以挽之救之之法”。他们与康有为“晤谈之下，志同道合”，因而赞助最力，捐献最多。[6]康有为作《桂林圣学会后序》，还托名岑春煊。为此，岑春蓂商得乃兄同意，特致函汪康年，要求登报声明更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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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岑春煊送七弟入都赴礼部试，或指其在京“结交康党，入保国会，慷慨上书，急欲一试，遂由候补京卿外简广东布政使”[8]。岑春煊参加保国会，虽有传闻，查无实据。他本人后来作《乐斋漫笔》，矢口不提与康党结交之事，唯渲染奏对和上书。他向光绪皇帝当面及条陈所说，即“力陈国势阽危，非发愤自强，不能图存。欲求自强，必先兴学、练兵、讲吏治、信赏罚，乃克有济”。又以纸虎为喻，认为一味对外示弱，“譬如纸虎被揭，威严尽失，谁复有所畏惧，以后外交将步步困难矣”。并指斥“枢臣误国，蒙蔽圣明”，致使朝廷“是非不明，赏罚不当”。看法与维新派大抵相通。因此，虽然“疏奏自以语多讦直，虑触忌讳，而是时德宗亲政，方锐意有为，思拔用强直果敢之臣”。旧例京曹外用者，大抵实任三品卿方能简授藩司，岑以销假请安尚未收缺人员，即被特简，“实异数也”[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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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异数”的背后，大概确有康有为的帮忙。1902年康曾透露，岑春煊“乃仆昔所荐来粤布政者”[10]。以当时的情形论，康有为的暗中举荐应较岑春煊的奏对及上书更易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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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岑春煊接替调任山东的张人骏为广东布政使，已是1898年8月31日[11]，这时百日维新高潮已过。1898年12月19日，岑春煊调任甘肃布政使[12]，其在广东总共只待了大约三个月。难安于位的起因是与总督谭锺麟不合，背后的真正原因则当事各方说法不一，其中牵涉到与康有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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