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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善培于1899年访日期间，与梁启超多次见面会谈，1901年、1904年、1905年他又三度东渡，每次都与梁启超有所往还。1905年，梁启超邀约周善培、张鸣岐在香港会面，周、张二人报告岑春煊，岑“很高兴地说：‘可惜我不能去会他’，立刻请坚伯就去，拜托坚伯替他向任公致意，问任公出国几年，有什么挽救国家的办法，尽量告诉他”。此行二人与梁启超长谈，张鸣岐将重要内容记录下来，回省转达岑春煊。后者虽然没有采用梁的办法，“却对任公始终是表示崇拜的”。[53]后来岑欲将康有为的门生、女婿麦孟华礼聘入幕，并计划与梁启超在上海秘密会面。[54]以至于陈庆桂参劾其“以应行严缉之人，而竟倚为心腹”[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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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之外，岑春煊的主张做法也与保皇会及国内的立宪派士绅多有契合。督粤期间，他知“欲去两粤之乱，要从吏治、民生、路矿、农工入手，但非真变法，即不足以语此。而目前救民水火，亦不能不治标，奈何奈何，为之奈何！”为此“焦忧日迫，故时愈时病，终难复元”。[56]黄遵宪通过周善培转告岑要注意收拾人心，以备大局应变，不要过于看重总督的头衔，岑还去信表示感谢。[57]他不顾幕僚及有司的反对，采纳尹克昌的进言，欲设局专门筹办地方自治[58]，又支持张謇、郑孝胥等人创办立宪团体，“愿助开办费一万元，仍筹常费岁一千”。参加宪政研究公会的张元济、夏曾佑、叶瀚、孙多森、狄平等人，都是庚子正气会和中国议会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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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后，一面致电袁世凯，“拟请由公主稿，邀同泽公及张、端诸公联衔沥恳，迅筹设立新内阁，以定大计”。要求变制为责任内阁，一面表示赞成张之洞托蒯礼卿传递的“内阁总理一人，必合内外官用廷推之法，并主持即开国会”的意见。[59]从岑春煊幕府出身的署理广西巡抚张鸣岐，开始也想招麦孟华入幕，其“求才若渴，恨不能得公（梁启超）相助为理，务请佛（康有为）欲来，决办地方自治”，并“力主开国会”，“谓国会一开，康、梁党禁即解”。[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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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政潮，岑春煊虽然因为与康、梁的关系而被挤出政坛，实际上疆吏乃至王公亲贵暗中结交保皇党，在当时已是公开的秘密。[61]他们有的本来就是维新变法的同道，新政复行，官府与新党的政见隔阂渐趋模糊，而相互利用处日见增多。五大臣考察宪政归来的奏议，即出自梁启超之手，其中端方、载泽等与梁的往来尤多。不过这时保皇会尚未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权贵身上。1906年春梁启超函告徐佛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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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大吏中，其指日封疆而可借以布画一二者，宜莫如贵乡袁京兆，公盍一图之。若终无绝当意者，则不如仍从民间，一积势力，鄙见仍觉主动者必当在民，若得舆归一途，成一庞大之势力，则上部之动，亦非难耳。[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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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9月1日，清廷诏示预备立宪，梁启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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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政治革命问题，可告一段落，此后所当研究者，即在此过渡时代之条理何如。[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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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保皇会派往北京组织暗杀的梁铁君事发被捕遇害，这时保皇会已经看出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原定暗杀行动不宜继续进行，接受梁铁君生前的意见，改变政略，结交权贵，培植势力。开始的对象主要是载泽、端方、袁世凯、赵尔巽等，对岑春煊则意见分歧。前此徐勤即认为岑不可靠。1906年春梁启超还称：“西林为人，弟深知之。此[人]轻喜易怒，而不学无术，恐不易共事。”但一年后梁的态度大变，他为了向南下的岑春煊“要之于路有所陈说”，将与蒋智由、徐佛苏商谈组党的要务推后20日，专程赶赴上海等候。并解释道：“现当经始之时，本不宜他行，然西林、项城二人，皆为今日重要人物，将来必须提携者，失此时机，相会殊难，故不得不先彼，想两公亦必以为然也。”[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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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与保皇会暗中结交而言，端方、袁世凯和岑春煊无异于同道，在变政制、开国会方面，张之洞与岑春煊亦有共识。他们都是统治集团中的立宪派，但在清政府内部的权利斗争中，却利害各异。丁未政潮事发，端、袁、张等人都以勾结康、梁为罪名，向岑春煊落井下石，无非是为了打击他人，保护自我。背后主动者应是袁世凯。作为政潮冲突的敌手，他与岑春煊的争斗势成你死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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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袁世凯和张之洞都是保皇会的宿敌，庚子后“皮逆”更一度被保皇会列为头号暗杀对象，袁世凯反而与保皇会逐渐靠近。戊戌政变，袁背主叛上，但康有为对其一度还有所寄望，以为勤王军兴，“袁绍首谋，必为内应，其余庸懦疆臣，皆按兵坐观成败，鄂镇虚声，无能为也。义声所定，一举而柬之之业成矣”[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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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06年起，袁世凯甚至成为保皇会拉拢权贵的首选人物。梁铁君事件中，袁世凯“极能回护，令都中人若无其事”，保皇会虽痛失大将，“然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为此，康有为想致函袁世凯或徐世昌，梁启超认为不必，“本初他日不忧其不联我党，惟彼现在当畏谗忧讥之时，宜勿授反对党以口实，更至生他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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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底，保皇会筹划改组为宪政会，经熊希龄交涉，袁世凯、端方、赵尔巽许诺为暗中赞助人，并担任集款15万中的一半。[66]1907年冬，康门弟子罗普在上海办《宪报》，以为保皇党的又一机关，“资本六七万，端、赵、袁、张（即之洞）皆有股”[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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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岑春煊与康、梁的迅速接近，令袁世凯等人感到保皇党与自己的政敌清廉派联手的巨大威胁。“政府之中伤西林，皆以康梁为词”[68]，这样既能有效地打击政敌，又可切断保皇党另谋同盟的企图，还能避免本身的嫌疑，显然对袁、端等人最为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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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方与保皇会的联络最早，对此却最为忌讳。1906年清政府改革中央官制，“外间传言午帅官制折等，系托熊聘三先回东京，请梁卓如捉刀，熊曾于元丞前露之，《新民报》之反对革命论各篇，其送梁有三万金之多等语，而端回京即力远熊，并不列之保案。到上海时又发电沪道，谓探闻梁潜迹沪上，属严拿。萍乡匪难，端禀军机电谓为保皇党主动，电见《中外报》□□党即系也，诸事皆确有凭据，盖初用其人，继恐人播之有累，则力扑之，以示不与相通”。对此王幕陶等人感到：“似此手段，与之共事，未免可畏。”[69]岑、端戊戌变法期间本是康、梁的同道，只是岑春煊任陕西巡抚时，与任布政使的端方屡有争端，因而结怨。[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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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7月8日御史陈庆桂参劾几乎同时，张之洞也“告邸：‘岑招康、梁至沪，谋不轨’”[71]。背后的挑动者当也是袁世凯。徐佛苏《梁任公先生逸事》称：“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劻植党揽权，及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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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9月5日，徐勤函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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岑之去，一由于庆王之排挤，二由于岑初特聘孺博入四川，袁世凯、张之洞、梁鼎芬皆借此以陷之。澳门卢老九、香港陈赓虞、杨西岩等，又借此以万金贿陈香邻参之，卢老九之为此，为山票公司也。陈、杨为此，为欲攘铁路也。彼等一面运动张鼎华之侄通香邻为之，一面运动星海嗾张之洞，借此电庆王以陷岑。张与梁与吾有宿仇，故又借以打吾党，以巴结庆王也。岑屡被参皆不动，参以勾引康党，则那拉动矣。于是开缺矣。[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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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政治角逐中，道具（如照片）的真伪乃至事实的真伪其实无关紧要，与康、梁的关系，已经成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砝码。如何投置，全看政治天平的摆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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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未政潮，岑春煊虽然全行失败，保皇党并未放弃对他的寄望。其时康有为等因“袁劭反谋，诚非常之大忧”[74]，决心实行“联肃排袁”之策[75]，袁世凯不再是其争取利用的合作对象。1908年四五月间，康有为等计划“以争外交为名”，聚合十八省代表，“隐开国会，明拒外侵”，欲在王文韶、马相伯、岑春煊三人中推一人为领袖，并认为马的名位不够，“若岑可深结，或以岑领之乎”[76]。辛亥革命爆发后，康、梁一派怂恿岑春煊回粤，与革命党争夺权力。[77]护国战争中，岑春煊与梁启超再度成为同道。后来岑与康有为则由政治结盟走向儿女联姻[78]，这时两人均已淡出政治舞台，一桩并无政治意图的婚姻，似为长期的秘密交往产生象征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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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初政局变幻莫测，对于庚子前后的这一段联系，当事各方似乎都有难言之隐，不约而同地讳莫如深。尤其是岑春煊，在自述生平的《乐斋漫笔》中竟然只字不提。清末官场流传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岑春煊不学无术的口碑，有关的笔记掌故描绘岑春煊，大都是粗犷勇武的形象，所谓“其刚可用，其智则黯矣”[79]。后世史家受此误导，真以一介武夫视之。更有自以为是的文人望文生义，看相测人，依据照片分别岑春煊与瞿鸿禨的性格。其实，袁世凯固然长于权术，张之洞也是宦术甚工，岑春煊表面的粗莽之下，同样深藏心计，决非单纯恃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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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岑春煊任两广总督期间，前后参革之员达1060人，“上自抚院，下至典史，无不皆有”[80]，并疏请以后两广用人，吏、兵、工部不能恃其权，是有名的“三屠”之一的“屠官”。能在吏治腐败的清末和政局诡谲的民初宦海弄舟，历经变动，几度沉浮，而时时跻身于权力斗争旋涡的中心，没有过人的权术，早已倾覆水底。袁世凯若非洪宪称帝，多数人也不免继续为其愚弄。而岑春煊的所作所为，当时人已看法各异，或称忠勇，或斥奸雄。学人如果不能了解同情于官僚政客之心，以是非为准绳而不以胜负为鹄的，很难把握此类人物言行的真实动机及目的，难免为其障眼法所蒙蔽。则其权术不仅得逞于当时政坛，更继续作用于后来的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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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坛角逐的目的首先在输赢而不在是非，盟友与敌人，立场关系往往只是一转念之间。在朝与在野，固然是得势与否的表征，但其中蕴藏的变数太多，有时内部的利害分歧甚至超过敌我。尤其是统治集团中那些切身感到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的开明派，对于他们，最具威胁的政敌往往并非在野的反对派，而是同朝为官的竞争对手。与敌对一方的联系，不仅可以增加政治天平上砝码的分量，还会提供更多的选择或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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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党之外，岑春煊与革命党人暗中也有所牵连，其属员曾请求陈少白等人协助抓捕遁往澳门的裴景福。[81]岑开始甚至对革命党的《中国日报》亦颇重视，该报“对于行政用人之批评，间有采纳”[82]。后因岑春煊宣布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与省港两地的粤路股东矛盾激化，《中国日报》抨击最烈，双方关系才迅速恶化。由此理解清末保皇党人与当朝政要各方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可见政坛上几乎没有固定的敌友，无法按照常理或固定的框架来判断。那种以政治派分人为划界的做法，必然导致牺牲历史真实以曲就理论观念的荒谬，实在是治史的大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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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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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2辑，第4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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