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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隈板内阁随即总辞职，已经内定的国库补助金暂时延期支付，东亚同文会成立之初无法确定具体的事业内容，其《规则》关于组织设置只能泛泛规定“本会设本部于东京，设支部于中国各地”[1]。直到山县有朋内阁成立，决定从1899年4月起支付四万圆国库补助金，东亚同文会才于3月14日召开春季大会，更新人事，并决定事业计划。会议议决将设置支部之地扩大到日本国内及韩国，而不仅仅限于中国，分别名之为内国支部和在外支部。[2]在中国设置的五个支部为：北京、上海、汉口、福州、广东，分别由中西正树、井手三郎、宗方小太郎、中岛真雄、高桥谦出任支部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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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广州设立支部早就在东亚同文会的计划之中。1899年1月，该会会长近卫笃麿在日记中所附《东亚同文会在清支部设立地及其事业》，已经提出在上海、重庆、广州、北京、汉口等五座城市设置该会的东部、西部、南部、北部、中部“在清支部”，其中广州的南部支部管辖的范围是：广东、广西、福建以及云南的四分之一、贵州的七分之一。后来重庆支部实际上未能如愿成立，只设派出所。而增设的福州支部则将原来南部支部所辖范围的一部分划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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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调整，很可能与日本台湾总督府的态度有关。其时任台湾总督的儿玉源太郎为日本台湾殖民史上经营华南、南洋的设施最为积极者，1898年10月，日本又迫使清政府同意不割让福建，以此为自己的势力范围。[5]所以东亚同文会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福建的地位。1899年1月，该会举行时事讨论会，议题之一便是由松本龟太郎报告台湾与福建、广东地方的关系。[6]出任广东支部长的高桥谦曾任台湾总督府翻译官，在水野民政局长之下奉命进行所谓台湾旧贯调查时，到厦门、泉州、福州、汕头做过几个月的民情习惯调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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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会重视广东，除了与福建的地理关系密切外，还有对广东本身日显突出的重要性的认识。1900年5月该会春季大会上，干事田锅安之助报告过去一年本会经营的事业时指出：“广东为清国南部的重地，最富革新气象，且散处海外各地的数百万中国人，既以此为故乡，又以此为根据之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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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东亚同文会组织系统的渊源，也使之对广东格外注意。1898年6月成立的同文会，其成员大都来自荒尾精的汉口乐善堂，他们始终重视对中国内陆及边远地区的调查，早在乐善堂时期，就以汉口为本部，在长沙、重庆、北京设立支部。东亚同文会在华各支部的设置及其区域划分，大体沿袭乐善堂的格局，五位支部长中，宗方小太郎和高桥谦曾分别担任乐善堂北京、湖南支部的负责人，其余三位支部长也均由乐善堂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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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文会相比，东亚会虽然缺少在中国内地的组织系统，但成员中不乏具有志士气质的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该会成员积极设法援助康、梁等维新党人逃亡海外，并允许流亡日本的康、梁入会。其中一些会员如宫崎寅藏、平山周等还与孙中山的革命党建立联系，介入广东地方的维新派与革命派的武力反清及勤王密谋。东亚、同文两会虽然尚未在广东建立组织，却都已不约而同地注意到广东对全国的影响日益增长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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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899年3月改订的《东亚同文会会则》，在外支部设支部长一名，事务员若干名，其支部长由东亚同文会本部干事兼任；在外支部均由本部维持，而在华各支部则由上海支部负责联络。各支部隔周须向本部定期报告，遇有紧急必要事件应临时报告。在华各支部除向本部报告外，遇有必要事件，还应向上海支部报告。上海支部则应将该报告通报有关各支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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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除高桥谦任支部长外，另派原口闻一为事务员[10]；原来任教于万木草堂、后任澳门《知新报》记者的田野橘次，实际上也参与广东支部的活动。[11]严格说来，该支部正式成员仅此三人。但按照东亚同文会的计划，要派遣若干名“广东留学生”，其资格为身体强壮，精神确实，高等普通学校毕业，懂英语，年龄在27岁以上。[12]所派桥本金次、内田长二郎、熊泽纯之助、山下稻三郎、远藤隆夫、松冈好一等六人，均陆续加入东亚同文会为正式会员。[13]他们除承担学习粤语的义务外，所起的作用与事务员并无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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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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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亚同文会的计划，在清支部主要举办以下事业：一、调查管辖区域内的各种事务。二、与清国人秘密交际联络，提携共济，举办实事。三、以支部为单位，各培养日本俊秀子弟十人，精通南北各地的语言情事，以备他日有用之选。四、适当地培养熏陶人数不定的清国有为子弟。五、在各形胜枢要之地发行报纸杂志，作为启发诱导的机关，成为清国舆论的木铎。[14]其中派遣留学生学习中国方言一事，主要由上海支部和广东支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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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方面提供的国库补助金落实后，1899年4月13日，东亚同文会召开干事会，议决选定清国派遣员和广东留学生资格条件等事项。[15]同年5月，在清各支部的支部长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树、井手三郎、高桥谦等人在上海会合，磋商各项事务并做好创办支部的准备工作后，即分别向就任地出发。[16]6月18日，东亚同文会在向岛八百松楼为原口闻一等四位清国派遣员举行送别会，会后各派遣员陆续出发赴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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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负责的事务中，培养学习广东方言的日本留学生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高桥谦的身份，即为留学生监督兼支部长。[18]按照最初的计划，该会与其他各在清支部一样，从本部领取创立费金500圆（重庆派出所为金300圆），而经常费为每月620圆，年度共7440圆，少于上海支部的8400圆，多于重庆派出所的1800圆。每月经常费的具体预算为：房租70圆，支部员津贴250圆（支部长200圆，事务员50圆），学徒培养费（10人）150圆，各项杂费150圆。实际上1899年度的预算仅广东留学生一项即达3850圆，除去500圆来华旅费外，经常费共3350圆，其中留学生给费1200圆（以每人每月20圆计，预算共5人，实为6人），监督津贴600圆，房租600圆，修学旅费、医疗费及预备费等共950圆。这一时期实际支出的“广东教育事业”费为3600圆，其中绝大部分应是用于粤语留学生。[19]也就是说，该支部预算的一半以上用于粤语留学生的培养及其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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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9年5月中旬的东亚同文会干事会上，选定桥本金次、内田长二郎、熊泽纯之助、山下稻三郎、远藤隆夫等五人为广东留学生[20]，是年8月5日、11日，该会又两次召开干事会，追加松冈好一为广东留学生[21]，使广东留学生总数达到六人。其中松冈好一已经在澳门《知新报》馆担任译员，其他学生则陆续赶赴广东。6月18日欢送原口闻一等派遣员时，桥本金次、远藤隆夫二人也在被送之列。7月13日，两人出发赴粤，25日抵达广东。另一位留学生熊泽纯之助于7月18日先期到达。[22]其余两位，山下稻三郎由汉口转赴广东，内田长三郎的行踪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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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期抵达广州的高桥谦和原口闻一，于6月下旬在西关观音桥观贤坊设立了事务所，标名为东亚同文会粤省分会[23]，开始正式挂牌办事。随即按照该会规定，陆续展开各项事业。6月26日，为设在事务所内的留学生宿舍举行了设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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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0年4月30日于东京麹町富士见轩召开的东亚同文会春季大会上，干事田锅安之助的报告将广东支部开设以来所进行的事业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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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地方的有志者联络沟通，不仅省城广州，与澳门、香港、汕头、潮州、佛山等地的有力之人亦陆续联系，因此各项事业得以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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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省城有志者开办的时敏学堂增加日语课程，并劝说汕头、潮州的有志者在当地各开设一所东文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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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澳门《知新报》和广州《东华报》赞成本会主旨，《东华报》几乎可以说是本会的机关。此外，时敏学堂的发起人在该支部的劝说下，计划发刊《东亚报》，已筹集到大部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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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名粤语留学生中，一人被聘请为潮州东文学堂日语教师，两人水土不服，一人已复籍海军，剩下的两人，正与汕头东文学堂联系选送其中一人为教师。[24]由此可见，虽然在粤语留学生方面投资最多，成效反而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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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广东支部筹建的事业不止上述几项，高桥谦到粤之初，准备开办面向中国人士的东文学校，为此，向东亚同文会本部申请了100圆补助金。[25]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广东东亚同文书院于1899年10月张榜招生。该书院设在广州宝庆新街，由高桥谦任院长、原口闻一为总教，邓逢清、田野橘次、熊泽纯之助任教习。[26]首届定额30人，开馆日期为十月初一（11月3日），学生年龄限于15至30岁，须略通中文。以后每年秋季招生，每届均为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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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亚同文书院学课定为三年，第一、二年为普通课，分中文、东文两类，前者包括四书、左传、淮南子、作文、书牍记事、近思录、尚书、韩非子、管子、孙子、策论等，后者包括东语、东文翻译、万国地理、万国略史、算学、物理学、生理学、化学。第三年为高等课，东文类包括文明史、商业史、教育学、理财学、性理学、行政学、军制摘要、战时国际公法、社会学，中文类则有易经、荀子、墨子、作文、策论等，另外规定了自己阅读的12种书，即《通鉴辑览》《东华录》《皇朝史略》《续国史略》《朔方备乘》《天下郡国利病书》《通考详节》《皇朝通考》《经世文编》《经史百家杂抄》《大清会典》和《吏部则例》。其中一些课程，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相当前卫。学生毕业，发给文凭，并添注所学课程，以便荐往别处，充当教习及翻译；如有欲往日本留学者，可由广东支部照会东京东亚同文会总会，代为照应。[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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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会在华开办同文书院，最著名的是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如果计算其前身，该会先后在中国的南京、上海、天津、汉口、广州等地开办过同文书院，在福州、汕头、潮州等地开办过东文学堂，在北京、广州等地开办过学堂，其中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已有专书研究[28]，其他各同文书院、东文学堂等在《对支回顾录》《东亚同文会史》等书中亦多少有所言及，而广东东亚同文书院则未经论述，甚至相关著述亦鲜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研究该会历史的重要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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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能够顺利展开活动，的确如高桥谦所说，与该支部得到广东地方士绅的支持响应密切相关。据说与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有关的学校、报刊的关系人，大抵是地方的一、二流绅士，他们倾力办学，热烈鼓吹东亚同文会的趣旨，可见该支部与地方人士结交之深。如《东华报》发起人朱琪，是广东的一流名士，潮州东文学堂发起人杨鲁在当地极富资产名望，陈石珍则为潮州第一富豪。另外广西桂林的龙昌纶资产德望兼备，有同志百余人，专门来请该支部派人赴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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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典型的是广东东亚同文书院的创办，该书院评议员由17位广东绅士组成，其中邓家仁、陈芝昌、陈兆煌、邓纯昌、梁肇敏为时敏学堂创办人，其余各人，如盛景熙、陈连生、罗维东、邓紫垣、朱祖昌、陈栋元、冯绍基、黄汝驹、梁庆福、邝国元、莫伯伊、朱云表等，亦为绅士名流[30]，而地方士绅通过结交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对所办事业也有所促进。时敏学堂开设时暂赁宝庆街民房，后来在刘园对岸印务局左近购地造屋，大启规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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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1900年初，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命刘学询等人千方百计谋捕新党，广东学政发布告示，禁止考试答案谈论洋务以及引用释老诸书。从广东支部成立之始就对东亚同文会寄予深厚同情并鼓吹该会主义精神的《东华报》被迫停刊[32]，使该支部的活动遭受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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