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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能够顺利展开活动，的确如高桥谦所说，与该支部得到广东地方士绅的支持响应密切相关。据说与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有关的学校、报刊的关系人，大抵是地方的一、二流绅士，他们倾力办学，热烈鼓吹东亚同文会的趣旨，可见该支部与地方人士结交之深。如《东华报》发起人朱琪，是广东的一流名士，潮州东文学堂发起人杨鲁在当地极富资产名望，陈石珍则为潮州第一富豪。另外广西桂林的龙昌纶资产德望兼备，有同志百余人，专门来请该支部派人赴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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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典型的是广东东亚同文书院的创办，该书院评议员由17位广东绅士组成，其中邓家仁、陈芝昌、陈兆煌、邓纯昌、梁肇敏为时敏学堂创办人，其余各人，如盛景熙、陈连生、罗维东、邓紫垣、朱祖昌、陈栋元、冯绍基、黄汝驹、梁庆福、邝国元、莫伯伊、朱云表等，亦为绅士名流[30]，而地方士绅通过结交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对所办事业也有所促进。时敏学堂开设时暂赁宝庆街民房，后来在刘园对岸印务局左近购地造屋，大启规模。[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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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1900年初，李鸿章任两广总督，命刘学询等人千方百计谋捕新党，广东学政发布告示，禁止考试答案谈论洋务以及引用释老诸书。从广东支部成立之始就对东亚同文会寄予深厚同情并鼓吹该会主义精神的《东华报》被迫停刊[32]，使该支部的活动遭受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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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广东支部的活动全面展开之际，1900年夏，东亚同文会突然决定暂时撤销广东支部。8月15日，该会在江东中村楼召开临时大会，针对义和团事变以来中国政局的变化，重新检讨该会一贯坚持的保全中国的主张，以及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贯彻宗旨的策略，提出公开发表保全中国的宣言案，大张旗鼓地向社会提倡保全主义，一方面抗衡欧美列强乃至日本国内日见抬头的分割主张，一方面解除中国人对日本对华态度的疑虑，使之由感激而更加信赖自己的邻国，令日本对华处于有利地位。为此，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应付中国南北局势迥异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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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事国友重章报告是年春季大会以后本会事业的大要时提到，南部的广东地方应为重要的致力之地，但因为各种形势的变化，近日暂时撤回支部。这并非本会事业萎靡不振，也不是担心在此设置支部与本会的保全方针有所不合，更不是要舍弃该处的事业，而是暂时的调整。该会在华经营以长江一带为主，暂时放弃部分地方，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广东已经成立的潮州、汕头等地的学校，将继续举办。[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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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01年6月2日举行春季大会，干事小川平吉所作上年度事业报告中，关于特别变更的第一项就是暂时废止广东支部。潮州的东文学堂，也因为惠州起义等事件的影响而中止，唯有汕头东文学堂依然存在。[34]此后，东亚同文会在广东只有派遣员[35]，再未设置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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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镜湖茶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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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友重章解释暂停广东支部的原因时，尚在事情发展的过程之中，因而多少有些含糊其辞。实际上该会撤回广东支部，主要是担心卷入当地的武力反清密谋，影响全局。待到时过境迁，小川平吉就说得比较坦白。他指出：广东一带常有革命主义者，万一趁义和团事变举事，而广东有该支部举办的事业及留学生，容易影响东亚同文会的整体事业。正是担心这一点，所以暂时撤回广东支部[36]不过，小川也未将情况和盘托出。当时保皇会和革命党人均在广东密谋展开武装行动，相互之间沟通联络，不少东亚同文会会员卷入其中，广东支部也与革、保双方保持密切关系，并参与了组织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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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会由东亚会和同文会组成，两会原来的宗旨并不一致，前者支持变法派和革命党，后者则与张之洞、刘坤一等洋务官僚的关系较深。但其中一部分两会会员与几方面都有联系，彼此之间也互为沟通。东亚同文会成立后，在近卫笃麿的“保全中国”论之下，这些会员感到主张体制内稳健改革的洋务派、体制内激进改革的变法派以及主张打倒清朝、建立共和制的革命党之间，存在一些共识，并且知道各派彼此暗中有所联络，遂积极介入其中，试图利用各派的反清活动，以求实现该会的总体目标，即保全和协助改善中国[37]，以东亚社会的特殊性（相对于欧美）和共同性（彼此之间），确保日本在东亚的地位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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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支部方面，介入保皇会和革命党密谋较深的是田野橘次、松冈好一和原口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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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橘次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私淑荒尾精，注意东亚问题，并对康有为的主张有所共鸣。1896年，康有为派徐勤、罗普赴日本留学，适值田野橘次与井上雅二、五十岚力、原口闻一等人讲求中国问题，共同居住在所谓“梁山泊”，罗普也入住此地，对日本学生好酒气烈印象深刻。戊戌变法前，由平冈浩太郎推荐，田野橘次进入万木草堂任教。[38]其时康有为、梁启超远在京、沪，由任学长的王觉任负责教学管理事务。戊戌政变起，田野橘次与王觉任协商解散学校，于9月25日率领学生亡走香港。此后留港谋设广东日本语学校[39]，随即转赴澳门《知新报》为记者。与之同时进入《知新报》任译员的还有松冈好一。松冈原来活动于南洋诸岛，从此将重心移到华南地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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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成立，田野橘次利用自己与保皇会的关系以及在《知新报》任职的有利地位，使广东支部与保皇会在广东的势力迅速结合，互为推动。高桥谦筹设广东支部事务所时，先将《东亚同文会主意》及章程送交《知新报》刊载，表明主张东亚中日韩三国“政府须执公尚礼，益固邦交”，“商民须守信共利，愈敦邻好”的旨意[41]，争取舆论和民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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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报》刊登有关文件后，还发表评论，称道“斯会之设，将以救东亚也”，“东亚之国，中国为大，而能自立者惟日本。日本变法，垂三十年，而欧洲诸强，莫敢逼视。日本又与我与韩国同文，今之立此会者，盖将以先觉觉人，仁及吾国，而共保亚东太平之局也”。欧人相逼之惨，同类相救之切，与中国亡国危机之迫在眉睫，“然则此会以为专为中国设可也”，呼吁“我国志士，其闻风而兴起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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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办广东东亚同文书院时，高桥谦所说“东文一年小成，三年即可读政治理财哲学诸书。夫日本自明治以来，将军奉还政权，力求维新，泰西诸要籍，悉经翻译，则今日读东书同于读西书，而学东文又捷于学西文矣”[43]，以及“今日本讲究西学，而以捷法得之，其书本与中国同文，是故用力寡而见功多，中国习西文不如习东文之易也，读西书不如读东书之捷也，东文既通，更就学于其学堂，修专门之学，夫由中国造日本，其难易与造欧西孰若，不待辨而知也”[44]，基本是当年4月发表的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的翻版。[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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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利用保皇会在当地的影响之外，田野橘次还参与聚合革新力量的组织活动。他与徐勤、张寿波等在澳门发起镜湖茶谈社，“此乃合康有为派、基督派及张玉涛派三者而成立也，其势力在广东省实为最著”[46]。张玉涛，名寿波，出身香山县沙尾乡豪族，权理该族的张续光堂，家财巨万。辛卯（1891年）秋闱，中本省乡试第七名举人。1894年与族叔仲球、同里陈蔚秋、陈筱江创设原生学舍于澳门，研习中西文字。[47]他与粤沪等地的维新人士交往甚多，参与不少新事业和活动。1895年公车报罢，割台议起，他和梁启超、麦孟华、赖际熙等联名上书都察院，请代奏，力言台湾万不可割。[48]1897年与梁启超、汪康年等人在上海创立不缠足会，并任董事。[49]1898年响应横滨戒鸦片烟会，率先在家乡创设张氏大同戒鸦片烟会，计划由一姓一乡做起，将来不分乡、姓，合成大团。[50]又热心于女子教育，在澳门创办原生学堂，教育男女学生四十余人，同时开办演讲团、阅书报社、原生书藏。1897年初，张寿波在《时务报》连载《欧亚气运转机论》。[51]戊戌政变后游学日本，就横滨实习商业。1899年，他和梁启超、黄为之等筹办银行。[52]是年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长高桥谦在镜湖茶谈社发表演说，张寿波担任翻译。他是日本赤十字社会员，欲在中国创办赤十字社，还参加了宫崎民藏的土地复权同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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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方面，除了徐勤以外，何树龄（易一）亦为镜湖茶谈社会员，“动大颜而吐珍说奇论”，是有名的雄辩家。梁启超称之为“南海门下之奇才也。好学而深思，奇警精辟，纵横中外，出入天人”。[53]所谓基督教派，以廖德山为代表，他是广东开平人，博济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为孙中山的友好[54]，“盛唱宗教的自由平等说”[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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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湖茶谈社没有一定的组织形式，会员每月但以15钱为会费，每月朔、望，两次集会于原生学堂，各述己说。[56]演说时有问辩答疑，可“纵意宣发”，并设有客座，允许来宾入座听讲，原生学堂学生也参与其事。该社“规条”特别规定：“星球同界，方趾同类，识智精越，皆为道华，无论中外，皆得公举为演说主。”[57]此一规定可以说是专为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而设，第一期演说即由田野橘次主讲《天才论》，以后高桥谦、松冈好一也分别演讲《论国家盛衰与人才消长相关之理》和《老屋说》。[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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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橘次称镜湖茶谈社纲领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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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志结恳亲。二、研究时局问题。观以上二者之宗旨，绝无举革命之思想，又无亟速之运动。然由其外部观之，或大有不稳之状。予之诸友人互来相告曰：革命在近，子其图之。予固希望团体之巩固，将以唱革命。然恨百余会员，有革命之思想者甚少，故予常欲主张革命而仍有所踌躇也。[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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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橘次虽然是当事人，其说也未必尽然。松冈好一在该社演说，即以老屋比喻清朝，公然鼓吹彻底改造。其说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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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大老屋于兹，其占地甚广，其罗物甚富，无数耄稚男女栖息于其中。但其家以久阅星霜，梁柱既倾，丹青剥落，墙垣四撤，苔莽丛生，上雨旁风，不足以避，阴盗明贼，纷至沓来。于时屋之主人翁，深忧家族及臣仆之疾苦，乃谋于其所信任之心腹人，欲破毁旧屋，建筑新居，锐意蒐集新材，搆一闳厦。会有谗者构陷其主人翁于后母，后母闻之，乃愤懑不能禁，率顽冥不灵之徒，出暴力以阻遏其企画，且谓主人翁曰：旧屋是尔先祖之所手建，若更毁之乎，上无以对祖先在天之灵，不孝莫甚于此。余等择邃室入处，使疾苦不相及可矣。如家族及臣仆之疾苦，不足顾虑也。遂退主人翁，后母专坐堂皇，与其二三心腹人，分握一家之主权，专横放恣，无所不到，依然居此老屋，歌斯哭斯，蚩蚩焉偷一日之安。强盗大贼，只来双至，无日无之，登其轩庭，入其曲房，锁钥既持，奥窔毕窥，朝夺田园，夕掠财货。彼主人翁阖族之耄稚男女，为寇盗所夺攫，冻锇彝伤者不可胜数。而此老后母视之若无睹，听之若无闻，以为此固自了善法也。自其邻人视之，则悚然为之寒心，如视对岸之火灾矣。吁嗟！天下复有如此愚物哉！当此时也，为问其家族及其臣仆，委心任运，归之天数乎？抑顾虑一家之覆灭，为之设法以谋转圜乎？仆偶有所感，爰提出此疑问，以仰同人诸君子之高教。[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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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是明目张胆地抨击当朝执政，鼓动体制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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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与革命党联系较多的宫崎寅藏，戊戌变法期间通过田野橘次的介绍，得以结识康有为派的人士。而田野橘次本人也早怀颠覆清廷之志。他于1890年到上海时即结识了广西南关游勇的头目聋翁陈氏，此人当为庚子康有为命为勤王正军主将的陈翼亭。田野橘次任教于万木草堂时，与奇青年罗君交善（应为康门弟子中善结交绿林会党的罗伯雅），一夕夜深，罗叫醒田野橘次，“请谈革命之事”，欲偕往广西、湖南，发动中原革命。田野橘次答道：“予虽有其志，然资力不足，请缓图之。”[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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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橘次指张寿波的思想为博爱主义，“非革命家，而实温厚之教育家也”[62]。其实张氏是康有为的受业弟子，卷入保皇会乃至革命党的密谋相当深，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两派沟通联系的重要中介。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的谢缵泰一直在香港与康有为一派谋求合作。受此影响，省港澳一带的革命、变法派分子关系不错，互相往来。1897年，东亚会的平山周到澳门访《知新报》馆，并拜访了日本汉学家山本宪，经后者介绍，往见张寿波。[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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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同会的宫崎寅藏在横滨拜访了兴中会的陈少白，陈知宫崎寅藏有华南之行的计划，介绍其到广州访问变法派的何树龄。宫崎到港与平山周会合，即往澳门与张寿波订交，并想借此探听何树龄的住址。“张君情意恳挚，邀集同志，设宴款待我们。他的谈论颇中时弊，足以鼓舞志士的斗志。但是每逢涉及会中秘密，便噤口不言。强自询问，他只是提笔写道：‘内有康有为先生，外有孙逸仙先生，中国之事，还不能说是毫无希望。’向他问何先生的住址，最先他自辩和那人并无来往，后来又说：‘听说他现在住在广东某人家里。’可见他的用心是如何周密了。”宫崎寅藏和平山周按其所提供的地址到广州找到何树龄，何对宫崎等人改善中国现状唯有革命的主张态度暧昧，指示其到香港耶稣教的道济会堂找兴中会的区凤墀。而张寿波与区也相识，宫崎等在香港，还是由张指点才找到区凤墀。[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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