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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只是撤销了组织的名义，支部长高桥谦归国，绝大部分成员依然留在港澳和潮汕，继续关注广东局势的变化发展，如原口闻一、松冈好一、熊泽纯之助、山下稻三郎、远藤隆夫等。[96]按照规定，在稍通方言和熟悉当地情况后，广东语留学生要深入内地调查旅行。[97]取消组织名义，更加便于他们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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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原来广东支部的成员似乎更倾向于保皇会与革命党联合的大举起事，而不大赞成孙中山等人的惠州起义和广东独立。井上雅二称：“原江[口]认为平山等在惠州开始的行动是不行的，表示反对。他自己想在广西地方巩固根据地以发起行动。平山与原江[口]之间一直不合拍。”与原口有关系的广西唐景崧及其同人王庆延、王颖祁、王第等人，欲发起行动。[98]这实际上是康有为全力取桂，袭湘攻鄂，直捣京师的勤王战略的一部分，唐景崧正是保皇会勤王正军的主帅。邓荫南等人联络的绿林区新等，也是保皇会倚赖的勤王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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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橘次很早就注意到革、保双方的分歧与摩擦。戊戌政变前夕，广东革命党人与康有为一派关系紧张，宫崎寅藏和田野橘次等人居间调节，极力维护。1898年9月25日，天津《国闻报》刊登据说“从东友处辗转传抄”的《中山樵传》，对孙中山进行攻击污蔑。日本人士怀疑徐勤“大攻孙文”，且疑《国闻报》的《中山樵传》出自徐的手笔。而田野橘次对徐勤的期望甚高[99]，因此特地告知徐勤。徐勤闻讯，致函宫崎寅藏，声明与此事无关，从而平息了一场风波，使两派的联系与合作得以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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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橘次于1899年底转到上海，任《同文沪报》主笔，与井上雅二等人一起，积极为革政派的长江大举进行活动。上海正气会成立，会址伪名为“东文译社，以田野为社主，大书揭诸户端”。他先是于1899年12月在汉口会见了刚从香港归来的与革命党合组兴汉会的湘鄂哥老会首领，继而又接受唐才常的指令，愿率海贼三十人北上，刺杀西太后，并逐尽所有奸人。田野橘次还握唐才常之手表示：“吾以革命自任，生死以之。成败不敢期，然为知己致此躬，何所踌躇之有？吾指挥此三十之同志，当打碎北京政府。”[100]后因田野橘次重病，计划流产。这时孙中山、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仍然坚持联合大举，与康有为的想法有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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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广东，东亚同文会支部也希望保皇会与革命党合作共举。1900年6月孙中山到港，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成员和张寿波均参与机密会议，便是两派依然保持联系的明证。只是保皇会意见分歧，康有为对此并不热心。东亚同文会撮合康、孙两党不成，广东支部成员认为孙中山一派的单独行动胜算甚微，而且公开支持建立华南独立政府的计划与该会的宗旨不相吻合，遂采取旁观的态度。不过，东亚同文会虽有一定的政见，毕竟是利益至上，因而重视成败的程度远在政见分歧之上，何况在武力勤王、革政救国的旗帜下，革命与保皇的分界已经相当模糊。惠州起义失败后，原口闻一从香港发出分析报道，介绍广东三合会的分布、宗旨，以及与康、孙等新党相结托的历史，描述惠州起义的过程，分析失败的原因为过于急激，缺少武器，无人策应等，尤其强调没有应援地孤军作战，必败无疑。[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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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冈好一在《知新报》馆，也一直关注康、孙两党的动向。1900年底，他从澳门发出《康孙两党ノ近情》的通信，报告有关情况。汉口自立军失败后，广东的保皇会员一度情绪激昂，日夜密议，准备纠合长江一带的同志，再兴武力。后鉴于内外形势，轻举难以奏功，转而取慎重态度，专以养成实力为名，努力募集保皇会员。孙派煽动三合会在惠州树起反旗，一时猖獗，颇为内外人所注意。但盗贼的乌合之众，难以成事，如今已如线香火花，陷于沉寂。革命党在惠州暴动前后试图利用勤王党的财力，频频踏足《知新报》馆，谋求两党联合，均为康党谢绝。因此孙派同志怨恨康党的无情而鸣不平。史坚如谋炸广东巡抚德寿前十天曾造访松冈好一，悲伤唐才常之死，慷慨纵谈。[102]可见广东支部虽然撤销，东亚同文会并未放弃对这一地区的关注。他们有必要避免直接参与当地的反清活动，却不能不密切注视这些活动对整个局势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直到两派行动均告失利，东亚同文会才最终放弃恢复广东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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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同文会这类组织，成员的来源不一，活动有明暗两面，其在华分支机构，又与中国各派人士联系广泛，不同派系者政见、策略及活动方式往往各异，要认识其具体活动的真实意图，必须以中外各种相关的公私史料互为印证，才能去伪存真，再现轮廓，从明暗两面把握其动向。否则，坊间传闻与事后回忆，固然不足征信，单凭组织本身的文书，也很难透视暗的一面，完整地重建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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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亚同文会规则》，《东亚时论》第1号，1898年12月。引自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2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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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东亚同文会支部规则》，《东亚时论》第9号，18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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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亚同文会章程》，《知新报》第93册，189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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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近卫笃麿日记》附属文书第404页，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269、638页。其余各支部管辖范围是：上海的东部支部负责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北京的北部支部负责直隶、山东、山西、东三省及陕西的三分之一、甘肃的二分之一、河南的黄河以北，汉口的中部支部负责湖南、湖北、河南的黄河以南、陕西的三分之一、贵州的七分之一，重庆的西部支部负责四川、甘肃的二分之一、云南的四分之三、贵州的七分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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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第781—7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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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会报》，《东亚时论》第4号，189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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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高桥谦》，东亚同文会编：《续对支回顾录》下卷，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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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春季大会》，《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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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会报》，《东亚时论》第9号，18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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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会报》，《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原口闻一是最早加入东亚同文会的会员之一（《会报》，《东亚时论》第1号，1898年11月），其身份又称“清国派遣员”（《会报》，《东亚时论》第15号，1899年6月）。同时派往其他支部者有佐佐木四方志、村井启太郎、桑田丰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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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关于田野橘次的身份，东亚同文会的文献无明确记载，断为广东支部成员的依据是：一、田野为最早加入东亚同文会的会员之一。1899年4月《东亚时论》第9号《会报》登记的3月31日在籍会员中的田野桔二，即为其人。1898年11月《东亚时论》第1号《会报》所列会员名单，田野桔二的住址为“在清国澳门《知申[新]报》内”。二、戊戌政变后，万木草堂解散，田野先避往香港，然后赴澳门任新闻记者（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卷列传《田野桔治君》，第872页），参与了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的多项事业，如任广东同文学堂教习等。其活动也往往与高桥谦、原口闻一等共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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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会报》，《东亚时论》第13号，1899年4月。年龄限制疑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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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其中山下稻三郎入会最早，为1898年12月（《东亚时论》第2号，1898年12月），1899年1月曾被该会派往汉口（《会报》，《东亚时论》第6号，1899年1月）。松冈好一为1899年4月入会（《会报》，《东亚时论》第10号，1899年4月），其余四人为1899年8月入会（《会报》，《东亚时论》第18号，189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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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近卫笃麿日记》附属文书，东亚文化研究所编集：《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2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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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会报》，《东亚时论》第10号，189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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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会报》，《东亚时论》第14号，189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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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会报》，《东亚时论》第15号，189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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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春季大会》，《东亚同文会第六回报告》，190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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