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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58 [89] 近藤秀树:《宫崎滔天年谱稿》,宫崎龙介、小野川秀美编:《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6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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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60 [90] 1900年6月11日神奈川县知事浅田德则致外务大臣青木周藏机密受第1296号,译文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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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62 [91] 日本外务省档案:1900年6月19日乙秘第316号、7月20日乙秘第383号,引自李吉奎:《孙中山与日本》,第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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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64 [92] 日本外务省档案:1900年6月19日乙秘第316号东京警视厅致外务省《清国流亡者孙逸仙等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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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66 [93] 《井手三郎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81—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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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68 [94]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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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70 [95] 日本外务省档案:1900年6月19日乙秘第316号东京警视厅致外务省《清国流亡者孙逸仙等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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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72 [96] 参见《东亚同文会报告》第12、13、32、34、39回的广东、香港、澳门、汕头通信。1900年11月7日,原口闻一还在澳门访问过经元善(虞和平编:《经元善集》,第340—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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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74 [97] 《东亚同文会史》第3编《活动编》,第6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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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76 [98] 《井上雅二日记》,汤志钧:《乘桴新获》,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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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78 [99] 田野认为:“徐勤者,康有为弟子中首屈一指之运动家也。……其生性激烈勇猛,实为新党第一煽动家。”“夫徐勤决非如康有为、梁启超之比,彼真豪侠也。其一决心,虽死不避,如此等人,即不为吾用而为吾敌,亦甚爽快也。”(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105、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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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80 [100]  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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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82 [101] 原口闻一:《三合会の性质及其现状》,《东亚同文会第十三回报告》,1900年12月。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7章有译文,但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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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84 [102] 《东亚同文会第十三回报告》,190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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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90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第十一章 保皇会的暗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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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92 暗杀之类的极端政治行为,一般总与崇尚暴力的组织或个人相联系。因此辛亥时期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早已为史学界反复论道,而保皇会的同样行为却鲜有提及。尽管有关史料历历在目,先入为主的观念令人难以把暴力手段纳入改良范畴。在视保皇派为革命劲敌、清廷帮凶的同时,忽略了康、梁还是当朝执政通缉的首犯,把他们政治行为中一个别具色彩的侧面排斥于可能性之外。加上保皇会当时的函电文书有意隐去当事者的姓名行踪,事后对此又避而不谈,甚至故弄玄虚,致使各种史实模糊不清。1980年代中期,汤志钧、杨天石两位先生分别依据在日本发现的毕永年所撰《诡谋直纪》,确证了戊戌政变前夕康、梁等密谋发兵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公案,揭示出维新派政治行为阴暗的一面。探讨庚子勤王运动前后保皇派的暗杀活动,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政治势力的品格与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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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94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1706813666]
1706819195 第一节 复仇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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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97 戊戌政变后,保皇救上、恢复新政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当务之急。为达此目的,他们设想的主要途径有三:1.援引列强;2.兴师勤王;3.暗杀行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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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199 作为积极参与政治角逐的入世者,康、梁不同于一般坐而论道的学者文人,道行清高不得不服从于权力斗争的胜负法则。政坛竞争者虽有革新与守旧的背景差异,但权谋手段如出一辙。只是处于在野地位乃至被迫流亡的康、梁缺少正统性依据,行动更为隐蔽,以后又秘而不宣,借以保持忠正形象,编织道义战胜权奸的神话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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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201 亡走东瀛之初,梁启超在与日本外相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笔谈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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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203 义师之起,其险着居十分之九。盖欧洲诸国必将承其后,且各省伏莽,纷纷借名而起,蹂躏中原,而分割之事亦随之矣。故仆等之意,与其冒此险着而谋之于下,不如公藉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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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205 希望由日本出面,联合英、美进行干预,促使光绪重掌大权。他还函邀容闳前往东京,与康有为同航英、美,就此事接洽磋商。[1]不过,康、梁虽然害怕草莽豪强拥兵自重,也同样担心东西列强仗势欺人,趁火打劫,自己背上卖国的千古罪名。要避免起于下、迫于外的割据瓜分风险,最佳良策莫如以暗杀除去西太后和少数顽固重臣,迫退守旧党,拥戴光绪复位,重行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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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819207 康有为避匿香港之际,宫崎寅藏曾坦然指陈其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徒赖君权,想以一纸上谕来完成这样的大事”,没有以武力作后盾的准备,鼓动其“亲自下结民间志士,起义军于中原”。试图促成维新、革命两党结合,联络哥老、三合会党,掀起一番风云。但康有为将政变归罪于西太后,“说她是东亚的祸根,认为当前的急务在于除掉这个西太后”[2],并提出借助日本壮士达到这一目的的想法。宫崎寅藏虽然不反对暗杀,但批评其求助于日本人是怯懦的表现,以激将法逼康从弟子门生中寻找赴义侠士。其实,康有为等人本来并不排除以暴力相加为应急手段。只是变法为他们开辟了通向权力中心的大道,一旦沐浴光绪的知遇之恩,便翻然变计,专务扶翼主权,以行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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