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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行动不易措手，奉命到粤查办保皇会的李鸿章便成了众矢之的。李鸿章赴任后，为了敷衍交差，捕拿了几位保皇会员的亲属，在海外华侨中激起轩然大波，一些人畏惧惊恐，更多的则是义愤填膺。前此，康有为接纳唐才常的建议，决心起兵勤王，他督率弟子党人一面加紧宣传募捐，一面在澳门设立总局，联络两广会党首领和地方实力派，制定出一套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勤王战略。特别是1900年5月以前，一度以广东为发难之地。而两广总督李鸿章，成为实现这一计划的重大障碍，令保皇会心存顾忌，千方百计要将其铲除，以利于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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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保皇派的老对头刘学询又被李鸿章罗致门下，益发激起康、梁等人的忌恨。康、刘之间，早在1896年就因康代王鹏运草拟弹章牵及刘学询而结仇[25]，后又因刘学询东渡密谋交康及在沪策划绑架之事风声走漏而积恨，双方已成你死我活之势。刘学询掌握闱姓巨款，又控制着李鸿章所购六千军械[26]，李、刘勾结，狼狈为奸，成为保皇派的首要之敌。当时保皇会在港澳等地购械运货，准备起义，刘学询奉李鸿章之命四处查堵，给起义的筹备工作造成一定的困难。于是，保皇会将暗杀的重心暂时南移到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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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刺杀刘、李之事，梁启超态度最为积极。他在军事上力主大举必先图粤，而以李鸿章的生死去留为此谋略成功与否的要素，因此于1900年3月间不断函嘱负责两广军事行动的澳门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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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豚为肥贼军师，必竭全力以谋我。恐其必生多术，以暗算我辈。……肥贼刘豚在粤，颇增我辈之阻力，宜设法图之，去年遄归诸侠，有可用否？此二人在他日阻力未有已也，请留意。[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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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复函赞同沈荩北上行刺计划时，还要提及一句:“肥贼、刘豚为我辈无限阻力，能并图之最善也。即失之于北，亦当取之于南。”[28]希望其一身二任，南北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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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值此时，李鸿章担心北方政局变化，若与保皇会的矛盾不断激化，不利于将来进退，遂托人向保皇会问讯。梁启超得知消息，一面复函康有为：“来书言合肥使人问讯，其人为谁，来时作何语，幸见告”[29]，以求证其事详情，一面调整策略，将李鸿章暂时排除在暗杀名单之外。1900年4月12日，为配合取粤为先的谋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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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省城不必戕肥贼，但以之为傀儡最妙。此举有数利：示人以文明举动，一也；借势以寒奸党之心（助我声威），二也；西人颇重此人，用之则外交可略得手，三也；易使州县地方安静，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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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刘学询列为首杀对象，说：“孝高言使东人为荆、聂之说，闻其已禀先生，此事大佳，望助成之。彼须先以款存银行，不知要多少耳。似此胜于用吾党人。刘豚为我阻力极大，不可不图之。”[30]以后又催促道：“孝高拟用东人为荆、聂之举，似甚可行。其有所需，望赞助之。”[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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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日本杀手的主意，虽由罗普提出，用于行刺刘学询，却由梁启超出谋划策。同日他致函罗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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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觅及买□□料伙伴，妙极妙极。往京办货固极要，然广货亦不可不留意。北猪不如南猪之易买（会意否？即使无□生怒形于色之畜生也），南猪前曾运来东者，近布其体内霉菌之毒，罹人甚矣，非首买之不可。（买南猪心得）伙伴伪称某大新党记者往，由粤持一名人（不必贵人，而当用富人，涩仓朝山之类皆可）之绍介书往，约期□□林五，务以必得见为止。一见便买，买得后从容挥双指口以出，此最易事也。若犹欲有进于此，则莫如胁之，使自割其肉以养我。其法如前，而添用一吾党人，记名通译，入则挥双以指之，使其以若干自赎（少则十万，多则倍之）。签名发单后，通译即挟彼一亲人往银行，收得即电汇他处（即滨、檀之岭。若在东，径寄湘南，无不可也）。然后仍将该货收买，如此真乃一举两得。然欲干此著，须俟株主到港乃可，因省银行不便也。但欲办此，必须先查该株主有银多少存在银行乃可，否则空劳也，祈酌之。自余来书，一切布置皆妥。现已觅定人否？薪金几何？合同已定否？祈书告，俾慰。若办第二法，则通译人颇难，弟能任之否？但此人一得款后，当即登舟往他处，勿使警吏得踪迹为要。此乃私罪，非国事犯可比也。来檀者但得神奈川县签一字，言系游学，往来领事处再签一字，即可来。盖米例惟许传教游学等四种人，但在所居之地，得地方官一字，来领事便可出纸。在港则华民政务司也。故神奈川县若知此例，不费之惠，何难之有？望托人图之。若仍不能，则使斯□冒称懋龙，懋龙常有英籍纸，作为英人来何如？望商之，务求必得为盼。两人来，则更善也。不得已，乃用一人耳。[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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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梁启超又致函澳门总局，“卯金富而多谋，今以全力图我，阻力之大过于荣（以其近也），不可不先图之。弟前书已频提，诸兄想已计及”[33]。认为刘比荣禄为害更烈。4月20日，梁启超再次致函澳门《知新报》同人，强调：“卯金事，我必不两立，一切未办，亦当先图之。”身处海外侨界，他深感刘、李在广东株连本党亲属所造成的影响危害，认为：“鼠辈猖狂如此，非磔数四，不足以挫其锋。”并对“去年以来，介（陈士廉）之经营此事，数数矣，未能一得手”的情况表示不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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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9日，梁启超在不知澳门保皇会总局已经动手的情况下致函徐勤，再度表示：“豚子不宰，我辈终无着手之地，此义人人知之，人人有同心”，并对总会“现时款项虽非大充，然亦未至尽绌，何以数月以来，无一毫动静”的状况大为不满。他指责麦孟华等人“去年数次经营北事，不就手犹可言也；至于今年经营豚事，数月不就手，不可言也”，怀疑他们手下“未有用命之人。不然，何至今阙如也”。在檀香山华侨“无日不以此事相劝相责”之下，为了打击清廷凶焰，重振华侨对保皇会和勤王运动的信念，他提出：“此事既为吾党绝大关系，虽多费亦当行之，重赏之下未必无勇夫，不宜惜此区区也。悬赏之法，与其人同往银行订存若干，事成而谢之”，并且声称：“此事若就，檀可增金万数千也。请速图之！”[35]与清政府的举措针锋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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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的一再催促下，澳门总局经过多次尝试，终于设法执行了行刺刘学询的计划。1900年4月24日，刘从澳门回省，“甫登岸，即被凶徒以手枪对面打中胸旁，赖里衣搪护，仅入皮肉三分，血流不止”。经洋医诊治，尚未致命。“盖此等事为新党仇恨，下此毒手。”[36]行动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保皇会总算有了搪塞华侨的借口。1900年5月19日陈国镛函告保皇会洛杉矶分会负责人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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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募死士刺杀贼党一层，为极难事。自去年至今，已日日注意于此，已费许多金钱招致此等侠士，惟总未见一施诸实事者。前月在省城枪伤刘学询，谅亦有所闻。此正我保皇发轫之先声，亦不得谓无敢死之士。虽未能致之死地，庶足以寒奸贼之胆，壮我民之气也。近闻其弹子尚未取出，又有谓其已死者，真否尚未可知，容俟续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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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南猪”不果，梁启超仍不甘心，以后保皇会集中兵力向广西，康有为对李鸿章还有分化利用之心，梁启超则认为已无价值。戊戌政变后，李鸿章一面执行清廷镇压维新派的旨意，一面向维新派示好，他在公私场合下多次自认为“康党”，称康有为能为其数十年不能为之事，自愧不如。甚至当着慈禧的面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38]又托伊藤博文、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宁和东亚同文会井深彦三郎等人三次向梁启超转述慰问之言，“并教以研精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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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督粤，为了压制海外华侨保救光绪的热情，拘禁家属，掘墓毁祠，激起保皇会员的强烈愤慨。梁启超公开上书，告诫李鸿章秉公办事，谨慎用人，不要逆时势而行。[39]6月，梁启超接到李鸿章托孙宝瑄代复的信函，知其“颇有惓惓之意，又有求免之心”，仍然坚持“此贼若在，阻力不小”，希望澳门总局伺机设法将其先行除去。[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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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在谋取刘、李项上人头之时，并未忘怀于北方大敌。1900年4月12日梁启超致康有为书中提到：“伯忠来书，有‘介现入都’之语，然则介所办仍是在密一边，非在明一边也。”介，即介叔，陈士廉字。所谓明，即兴师起兵，所谓密，则是暗杀行刺。当时康有为以“介、闲、勉合成一军”[41]应对梁启超关于广东军事部署的询问，而梁知悉陈士廉仍在京师从事暗杀活动，故有此一驳。除保皇会直接指挥的行动外，罗普（孝高）还提出以金钱“使东人为荆、聂之说”，企图利用日本人实现其夙志。[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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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暗杀重点随军事行动南移，与之关系密切的唐才常等人，则以长江流域为主要用兵之地，北方清廷也是关注的重心之一。正气会成立后，长江一带的革新志士与哥老会群集麾下，唐才常赴港领取新加坡侨商邱菽园所赠三万元资金，准备大举起义，率会党徒众发难于江淮，占领南京、武昌，据长江之险，以号令天下。为了配合这一行动，请日本人田野橘次率海贼三十余人，“期于正月之祝节杀北都西太后”[43]。出发前田野橘次忽患重病，不能成行，改由正气会干事员沈荩代理。沈素持破坏主义，不屑于文字小道，在正气会中，主持一切交通事务。正气会成立前，沈荩“以事返上海，又蹈隙往北京，有所谋”[44]。所谋之事，应为主持行刺。梁启超接到沈荩、唐才常、狄平等人来信通告此事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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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诚〔〕兄书为起舞。吾固知行菩萨行之人，决不住声闻触觉地位矣。能流血之人，此间同胞非无之，但涉数万里而归，所费未免太大，而情形又不甚熟，故未遣之耳。风萧萧兮易水寒，弟甚愿东向遥浮一大白，祝君之成也。[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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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沈荩此行亦未奏功，及至汉口事机急迫，应唐才常之命返鄂。自立军兵败，沈荩侥幸得免，遂再入京师，结交宫禁权要，密谋入宫行刺西太后和光绪，不幸事泄身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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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1706813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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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再向京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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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自立军未起先败，保皇会的两广谋略草草收场，勤王运动雷声大雨点小。经此一役，康有为以党人“株连死者无算”“自后不敢言兵”。[47]面对草堂弟子和海外保皇会员的一片言革之声，他顽固地坚持保皇路线，至于如何保救光绪，则除了以“待时听天”[48]为托词外，唯一的实际行动就是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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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后惩办祸首，清政府中的顽固势力遭受重创，但保皇会视为大敌的荣禄等人并未受到追究，康有为接连致函各地同党，亦喜亦忧，“旧党诛灭殆尽，天之欲新中国可知，独恨首逆荣、庆巧诈漏网耳”。“旧党剪除甚多，而荣禄不去，大祸未艾。复辟虽可望，而支节尚多。要之，除旧布新之运则必然矣。”“今贼党仅可存荣禄、李联[莲]英、鹿传霖，其余中立皆已亟变，日望复辟，日讲变法，日思戊戌之诏。以今日情势言之，皇上必可保全，贼党谅不敢遽行篡弑。但祸根未绝。非清君侧之恶，必无以弭后患而遏乱机。”[49]他反对分省自立和革命扑满，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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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欲得民权、自由，欲保中国自立……全在除荣禄、李、崔三大毒，中国即可救矣。吾国人应全力注此，则于此三毒何难去之？乃同人不知办事之法，远言扑流[满]而不合力攻荣。今望同志之人尽力设法，去此三毒。而皇上复辟，则全中国真自立，同人有自由之乐矣。若三大毒未除，皇上复辟尤[犹]有待，恐为三毒暗算。我同人可不合大群，务以除之以救我皇上乎？[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