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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蒋贵麟：《烈侠梁铁君谋刺那拉氏致康南海先师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778—781页。康有为后来称梁铁君“骂袁世凯被毒死”（《康南海先生墨迹》，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419页），伍宪子《中国民主宪政党党史》亦称系袁世凯主谋，与下引梁启超致康有为函的说法出入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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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1903年11月11日《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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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1906年9月29日《康南海致麦曼宣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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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与夫子大人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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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蒋贵麟：《烈侠梁铁君谋刺那拉氏致康南海先师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7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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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1906年10月17日《徐勤致谭张孝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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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7页。秉三，熊希龄；少怀，戴鸿慈；本初，袁世凯；菊人，徐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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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金梁：《四朝佚闻·德宗》，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四，第221—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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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1900年6月27日《致徐勤书（二）》，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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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康有为致邱菽园书，引自汤志钧：《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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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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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5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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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第138—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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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1900年7月《致徐勤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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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与夫子大人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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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陆丹林：《革命史谭·苏曼殊蓄意枪杀康有为》，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辑，第632—6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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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贺耀夫：《康有为与振华实业公司》，《岭南文史》1989年第1期；赵立人：《刘士骥与振华公司血案》，刘圣宜主编：《岭南历史名人研究》，第177—224页。贺文结论有所保留；赵文引证丰富，唯略有过信一面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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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民表：《毕永年传》，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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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1900年11月26日康有为致函邱菽园言及此事：“大通之举，固有以召汪疑，今或人以疑龙耳。仆向来闻一事及他人所言，必暂存案，待行查而后定之。但未得确，亦不与办。顷得信，乃知勉欲毒之，真谬甚谬极！如勉一闻人言，而怒甚欲杀人，真卤莽也。”（《自立会史料集》，第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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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梁启超：《〈中国武士道〉自叙》，《饮冰室文集》乙巳本，谈丛类，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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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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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亡走海外的康有为师徒为应付突如其来的重创和国内外风云变幻的局势，采取种种对策以图力挽狂澜。面对沉重的外部压力以及与其他革新派系错综复杂的关系，保皇会内部在政略和战略决策方面出现了各种意见分歧，其中一条主线便是革命与保皇的取舍。围绕这一宗旨选择而展开的矛盾冲突，几乎贯穿了整个保皇会的历史，并且几度导致保皇会的内讧甚至组织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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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的研究虽然已经注意到庚子年为革命与改良的重要分界，但受革保双方后来历史记忆偏差或故意扭曲的影响，目光集中于汉口自立军，又以非此即彼的两极观立论，强调保皇会与革命党争夺的一面，而将其内部的政见分歧与公开宣传的差异，视为别有用心的权谋。台湾张朋园教授于1964年出版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在收集、研读当时可见史料的基础上，对有关问题作了迄今为止仍不失为最具洞见的论述。只是许多史料尚未问世，不解症结仍然存在，一些关键论据似能作两可理解，加上历史环境作祟，因而后续各书（尤其是海峡此岸的论著）并未采信其主要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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