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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复辟与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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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康、梁等人亡走日本，原有的地位骤得骤失，当务之急是设法让光绪帝重掌权力。他们虽然不赞成冒险而谋之于下，主张借友邦之力以谋之于上，争取日、英、美三国出面相助，其实并未放弃谋之于下的路线。其方略有二，一是暗杀行刺，一是武装勤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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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逃到香港，寻求宫崎寅藏的帮助，后者趁机建言以武力兴师，实行共和。康有为没有接受宫崎的建议，却也明白一味循和平路线难以挽回大局，他依然相信只要光绪复位，重掌权力，一切革新事宜仍可照旧进行。而光绪复位的主要障碍便是西太后，所以当务之急是将西太后及其死党除去。在借助日本壮士行刺的企图被宫崎拒绝后，便在门徒中选派充当刺客之人，以后又改为以金钱买死士。保皇会的暗杀活动，一直持续到19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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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宫崎寅藏的起义军于中原一策，康有为也没有完全拒绝，只是将政治目标由共和改为复辟。1898年11月初，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明确发出“勤王”号令。其政治目标虽然与兴中会不同，行动方式却趋于一致，因而增加了双方的共鸣。还有几种因素促使维新派与革命党相互呼应：其一，兴中会继续主动寻求合作。戊戌政变后，孙中山在日本几次登门拜访康有为等人，表示合作的善意。维新派对此态度分歧，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的主张各自不同。唐希望两派牺牲小异，同力合作，摒弃保皇或排满名词，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康有为则坚持与清廷势不两立的革命党保持距离，并几度拒绝与孙中山会晤。[19]不过，与此同时，康有为对杨衢云、谢缵泰的联合请求给予积极回应，赞成他们关于两党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运动中应当联合和合作的意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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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日本人士的压力和影响。1898年由东亚会和同文会合并而成的东亚同文会，其部分成员主张支持中国实行反清革命。早在康有为到日本之前，宫崎寅藏在香港与康门师生会晤时就指出：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徒赖君权，不能妄想以一纸上谕清除中国的积弊，要使改革的上谕发生作用，必须具备罢免大官的实力，即以武力作后盾。而兵马大权掌握在大官手中，秘密结社又都以倒清扶汉为旗号，因此，中国改良之难，实较革命为甚。如果光绪真是英主，可让其主动退位，以选举实行共和，平满汉、官民之界。万不得已，则只有由康有为“亲自下结民间志士，起义军于中原，待势力稍盛时，使皇上投向这边。要想不流血而扫除积弊，等于挟泰山以超北海，是决不可能的”[21]。宫崎寅藏还向平冈浩太郎、犬养毅等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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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方策不外乎下列三案：第一，援助现今的爱新觉罗政权，以改善中国。第二，拥护皇上，号令天下，以组织新政府。第三，团结民间的革命党，推行大革命，以一新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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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朝君臣均不足以用，“究竟应以什么来挽救中国的时局？舍革命莫属”。“如就（中国）国民的观点来说，除非非常的英雄仗义奋创，以革命的事业一扫多年的腐败政权，显然不可能维持今日的老大帝国”。[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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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12月出版的东亚同文会机关刊物《东亚时论》第2号，刊登了该会评议员池边吉太郎的论说《改革か革命か》（第4号连载），正式公开提出中国政治变革的宗旨选择取舍问题。文章从伊藤博文在东京帝国饭店的演讲谈起，认为依据中国各方面的实情，改革比革命更加困难。[23]这与宫崎寅藏的观点完全一致。该会及该刊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关系密切，梁启超在《东亚时论》上发表多篇文字，《清议报》也多次译载该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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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东亚同文会的基本方针并非倾向革命，《东亚时论》第1号所载江藤新作的《支那改善策》，即认为改革政治非局部而是整体，实行之途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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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主权者也，曰革命之军也。依兵力扑灭满清政府，更树立新政府，则改革政治风俗，最容易也。虽然，革命军得其势力，不得不待其机运熟。且革命军而至成其志，其间支那国土，惨害必非常。以情论之，邻邦兄弟也，不忍成此举也。依主权力改革之，不如革命军之惨害，可以平和行其事，余最所希望也。[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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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议报》第18、19号以《支那改革论》为题译载此文，对于池边吉太郎的文章则没有正面回应，至少表明公开态度有所差异。但日本人士提出的问题却不能不引起维新派的深思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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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清政府血腥镇压变法激发了维新派的反清意识，不仅湖南的唐才常、毕永年等人复仇心切，梁启超等万木草堂弟子也群情激愤。梁启超在《去国行》中就表达了此种激情：“呜呼！济艰乏才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他向往明治新政能够“驾欧凌美”，更知道盛世来之不易，“水户萨长之间流血成川红”，“此乃百千志士头颅血泪回苍穹”。并且誓言：“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不幸则为僧月照，幸则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松阴之间占一席，守此松筠涉严冬，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25]出非常之策大干一场，成为他们向往的首选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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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康有为一派出现分化。戊戌以来，康、梁表面连在一起，实则分别甚大。后来梁启超谈到与乃师的区别，认为最相反的一点，是“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并具体提及三十岁以后绝口不谈“伪经”与“改制”。[26]其实师徒两人的分歧不止于此，或者说，因此一点，双方的差异始终而全面。竹内弘行《关于梁启超师从康有为的问题》一文指出，康、梁从初会起就不一致。[27]戊戌期间，尤其是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刊行后，不少维新人士觉得其“浅陋狂谬，学术不正”，而对梁启超以通才之资，不能摆脱乃师，颇感惋惜。[28]汪康年将此意转达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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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质疑和劝说，梁启超坚决维护师门的统一性，声言：“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弟之为南海门人，天下所共闻矣。若以为见一康字，则随手丢去也，则见一梁字，其恶之亦当如是矣。（闻南海而恶之，亦不过无识之人耳。……）”[29]可是，康、梁的分别，不仅世人从其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可以客观判断，与之有所交往者，更能察觉其主观意向的不同，吴樵函告汪康年：“康徒惟此人可与也。迩日与之极熟，窥其旨亦颇以康为不然，而不肯出之口，此其佳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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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分化逐渐加深，开始体现于宗旨与组织的异动。组织方面，梁启超对于和其他政派合作一事的态度相对积极。1899年2月，他代表康有为出席在犬养毅寓所举行的与孙中山、陈少白等人的会谈，情形相当融洽。据说其对孙中山的言论异常倾倒，有相见恨晚之慨，并表示要请康有为闭门著书，自己放手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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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康有为离日前往加拿大，梁启超等人更加频繁地与兴中会员接触，赞成联合与合作。1899年5月，他和唐才常等人继承谭嗣同的遗志，组织自立会，鼓吹：“大丈夫之贵自立也。横览古今中外多事之际，则英雄豪杰乘时而起焉，岂尝有某人限做某事，某事必待某人哉。大抵凡有志任事者，则天下之事，皆将成于其手，洵乎英雄豪杰之本无种也。”[31]这显然有超越勤王保皇的志向，与康有为的主张有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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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七八月间，梁启超和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启田、罗伯雅、张学璟、梁炳光、陈国镛、麦仲华、谭柏生、黄为之同结义于镰仓江之岛的金龟楼。[32]这12人均为政治情绪较为激烈之人，此事显然和与革命党合作之事宜密切相关。[33]因此，保皇会成立后，梁启超等人对其宗旨方略似乎并不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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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保双方的交往促使保皇会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倾向于反清革命，与孙中山的政治立场有所接近。1899年秋季，基于联合大举的共识，两派开始进一步接洽结合。尽管宗旨上梁启超等人与兴中会趋同“言革”，双方“订交”的内容还是合作而非合并，而且保皇会中激进派“言革”与革命党毕竟同中有异，组织方面继续竞逐争夺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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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派的异动，不仅体现于暗中“言革”以及靠近革命党，甚至公开的文字宣传也可以见到与时序相当吻合的日趋明显的变化轨迹。梁启超在1898年12月创刊的《清议报》第1期上发表论说《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开始谈及欧美近代史上的革命可能在中国重演。他说：“今试言满人他日之后患，抑压之政，行之既久，激力所发，遂生大动。全国志士，必将有米利坚独立之事，有法兰西、西班牙革命之举。”他并不排斥革命的结果，只是认为在中国发动革命的社会力量尚不具备，贸然实行，将会导致内乱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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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我国之志士，有愤嫉满人之深闭固拒，思倡为满汉分治之论，倡为革命之论者。虽然，其必有益于支那乎？则非吾之所敢言也。凡所谓志士者，以保全本国为主义也。今我国民智未开，明自由之真理者甚少，若倡革命，则必不能如美国之成就，而其糜烂将有甚于法兰西、西班牙者。且二十行省之大，四百余州之多，四百兆民之众，家揭竿而户窃号，互攻互争互杀，将为百十国而有未定也，而何能变法之言。即不尔，而群雄乘势剖而食之，事未成而国已裂矣。故革命者，最险之着，而亦最下之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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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他和志贺重昂谈话的观念相当一致。将希望寄托于光绪复辟，可以说是康有为一派政变后的首选政略。至于通过外援、勤王还是暗杀来实现这一目标，只是手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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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等人拒绝“革命”，除以西史为鉴，担心革命的惨烈，更重要的还是由于“革命”一词正处于中外新旧概念转换的过程之中。他们已经意识到，“天下之理，非剥则不复，非激则不行”，即使“列国改革之始，未尝不先之以桎梏刑戮干戈之惨酷”。美国独立后，“凡所谓十九世纪之雄国，若英若法若奥若德若意若日本，当其新旧相角官民相争之际，无不杀人如麻，流血成河，仁人志士，前仆后起，赴汤蹈火者，项背相望。……世之浅见者，徒艳羡其后此文物之增进，民人之自由，国势之浡兴，而不知其前此抛几多血泪，掷几多头颅以易之也”。[34]同时，受日本明治时期思想界的影响，知道“十九世纪，为政治上竞争革命之时代，二十世纪，为经济上竞争革命之时代，此有识者之公言也”[35]。这实际上等于承认暴力流血为人类进化的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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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革命”的本义，指用暴力手段实现改朝换代，不过一家一姓的鼎革而已。1897年3月，章炳麟在《时务报》第19册发表《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便明确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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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郊号，柴社稷，谓之革命；礼秀士，聚俊材，谓之革政。今之亟务，曰：以革政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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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在《横滨清议报叙例》中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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