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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储事件后,保皇会加紧勤王筹备,但勤王的成败系于光绪的安危,而保皇会恰恰无法保障光绪的安危。其时关于光绪病重的传闻不绝于耳,对此康有为可以不顾一切,梁启超却对勤王的成功与否以及如何应对局势变化表示担忧。1900年4月13日,他致函康有为,讨论勤王方略之后,谨慎而明确地提出两点疑问,希望康有为明确答复: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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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辈所以如此千辛万苦者,为救皇上也。从南方起事,去救皇上,实际尚极远。如何然后可以使皇上脱离苦海,将直捣北京乎?我之兵力能敌荣下五军否?即能敌之,俄人岂能不出而干涉,以我乌合抵俄虎狼,必无幸矣。俄噬北京,实践其势力范围,英、法岂肯坐视,是使我功败垂成也。若先画江以待力足,则我皇忧病之躯,能待我乎?先生所以处此者,望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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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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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时皇上既已呕血,外使觐见,言天颜憔悴异常,想病重久矣。……先生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亦欲闻之。今日危急哀痛之极,又当百事草创之时,不能不鳃鳃虑及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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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如何答复,从4月29日梁启超对其来书的复函中可以窥知大体。梁的答书全面反映了师徒之间的宗旨分歧,针对康有为“来示于自由之义,深恶而痛绝之”的表态,梁启超直截了当地予以反驳,声称自己始终不放弃自由之义,“窃以为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而且梁启超所说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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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对于压力而言之,对于奴隶性而言之,压力属于施者,奴隶性属于受者(施者不足责,亦不屑教诲,惟责教受者耳)。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箝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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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对康有为借“自由”一词的翻译不妥而“诋其意”,“要之,言自由者无他,不过使之得全其为人之资格而已。质而论之,即不受三纲之压制而已,不受古人之束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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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并指梁启超“染日本风气而言自由”,梁辩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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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之惨,弟子深知之……虽然,此不足援以律中国也。中国与法国民情最相反,法国之民最好动,无一时而能静;中国之民最好静,经千年而不动。故路梭诸贤之论,施之于法国,诚为取乱之具,而施之于中国,适为兴治之机;……而先生日虑及此,弟子窃以为过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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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坦然自认鼓吹法国革命并非受日本的影响,相反,“日本书中无一不谈法国革命而色变者,其政治书中无不痛诋路梭者。……而至今之独尊法国主义者,实弟子排各论而倡之者也。”[56]“且法国之惨祸,由于革命诸人,借自由之名以生祸,而非自由之为祸。”中国数千年无自由,历代鼎革之惨祸,也不在法国之下。“且以自由而生惨祸者,经此惨祸之后,而尚可有进于文明之一日,不以自由而生惨祸者,其惨祸日出而不知所穷,中国数千年是也。苟有爱天下之心者,于此二者,宜何择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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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坚持欧洲近代文明与法国革命无关,梁启超对此表示“甚所不解”,并引据《泰西新史揽要》等书所载相关史实,力证“法国革命影响于全欧者多矣”,所以“泰西史学家无不以法国革命为新旧两世界之关键”,更形象地称法国革命为“十九世纪之母”,“路得政教其祖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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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康有为明确表示今日“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梁启超“不禁讶其与张之洞之言甚相类也。夫不兴民权则民智乌可得开哉”。国民的智富愚弱,关键就在于自由与不自由。而实现自由,须由自治。“弟子欲辩论此二字,真乃罄南山之竹,不能尽其词,非有他心,实觉其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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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自称上述为“心中所蕴,不敢自欺”,“现时所见如此,或他日有进,翻然弃之,亦未可定”。[57]其实这是坚持其戊戌政变后的一贯主张,将中国革新事业成败的关键放在兴民权立民政之上。梁启超在《自立会序》中引述“西人之常言曰:国之所以有自立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立之权,人民所以有自立之权者,由于其有自立之志与自立之行”。进而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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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乎!中国之失自立权也久矣,忧时之士,扼腕竖发,太息痛恨于执政者之非其人。夫执政者之罪,固无可贷焉。然岂不闻乎国者民之积也,未有人人不思自立,而国能自立者,亦未有人人思自立,而国犹不能自立者。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故我辈亦当责诸己而已。己苟能立,天下之事待我者多矣。[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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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复康有为来函的前一天,梁启超致函孙中山,商议双方合作共举之事,劝说后者顺应废立事件后勤王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势,改“倒满洲以兴民政”为“借勤王以兴民政”,“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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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后来的行为,显然实践了他的诺言。他积极支持包括湖南、江浙维新派和革命党在内的各派联合长江大举行动,而各派联合阵营的实行民政、仅予康有为以虚名等决策,与梁启超的设想相当吻合。所以,庚子保皇会的勤王运动中,作为第二号人物的梁启超,由于得不到师尊与同门的认可和信任,实际上处于旁支的地位。梁启超曾经主动请缨,要求到澳门主持保皇会总局,未得批准,只能远游海外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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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梁启超提出的“万一”忧虑,康有为也并非毫无考虑。他曾亲口告诉加拿大保皇会骨干叶恩:“上不能救,则必自立,且言求广东自立。”[60]在其使用的电报密码中,既严格区分“孙党”“我党”,对兴中会保持戒心,又有“一于定勤宗旨方易办事”,“一于定革宗旨方易集事”[61]的权宜选择,可见至少作为政治旗号,康有为和保皇会对于勤王尊皇的号召力及长远性缺乏足够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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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讨满与保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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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王运动流产和自立军起义失败的血腥,再一次令革新势力感到,在清政府的统治下由和平方式寻求变革,实在是南辕北辙,加上保皇会使用海外筹款虚耗多而实效少,引起不少传闻揣测,参与勤王密谋的各派势力迅速发生分化。首先是湖南党人对康有为不满,继而留日学生日益倾向革命,海外各埠华侨也日趋激进。环境压迫之下,保皇会内部再度出现“言革”之声,所引发的风潮,几乎导致保皇会组织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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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分析相关史料,庚子后各方面的激进倾向,或多或少与保皇会中一度“言革”的梁启超等人有所关联,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彼此共识共鸣的体现。1901年,担任《清议报》总理的冯紫珊致函美洲保皇会,“述及留学生宗旨与吾党不同之事”,梁启超得知后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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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不过其中之二、三人耳。冯君忠爱之心最盛,义形于色,故直责之亦宜也。盖此辈学生中,每愤激时政,深恨满洲人,因而立言,观其所出《国民》,想大略可见。但弟居东亦常与彼等谈论,自能潜移默化之,终必为吾党之用,不必过虑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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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提倡讨满革命的留学生如秦力山、唐才质、郑贯一等,均为梁启超的学生,并且参与《清议报》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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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力山愤于庚子自立军失败,对康有为极为不满,与梁启超却仍然保持关系,继续参与《清议报》的编辑事务。他到新加坡调查保皇会海外筹款账目后,曾告知梁启超,邱菽园有意再出十万元,由梁启超返回日本,主持内事全局。[63]对于秦力山,梁启超既是“讲堂说法更吾脑,廿岁浮生不二师”的蒙师,又是“自由平等经开凿,独立新民任主持”的精神领袖。而梁启超也曾向他表示:“我所思兮在何处,卢(卢梭)孟(孟德斯鸠)高文我本师。铁血买权惭米佛,昆仑传种泣黄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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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6月,秦力山在所办《国民报》发表《中国灭亡论》,对康有为、孙中山均予以严词抨击,唯独不涉及梁启超。[64]此后,他“与任公寻仇,至不相往来”,原因很可能是其“宗旨唯在革命”[65],主张“中国必须进行彻底革命”,“推翻现今的暴虐政府”[66],而梁启超却不能痛下决心,依违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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