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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梁启超等人书,康有为后来称:“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人,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所指责的,主要是各省自立,以及为振倡人心达此目的而借扑满革命之名,教告的本意,也在挽救,因而指“诸子之大谬”,“盖由于但读欧、美之新书,而不能考亚洲之故事也。诸子之自以为博新学者,岂知其大谬乃由于不学也”。各国国情各异,“万不能妄引他国为比例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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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以绝异之事势,而但闻革命自立之事,则艳慕之,而不审己国之情实,乃遂妄言轻举,以酿滔天之大祸,以亡国绝种”。过失虽大,毕竟出于误读。康有为还不愿将保皇会尤其是草堂师徒间的政略冲突公之于众,试图内部解决。答美洲华侨书则不然,眼见革命风潮在华侨社会蔓延开来,康有为再也不能以私了的方式处理,他有意将这封信写成一篇公开的政治宣言,在其中亮出了自己的政治底线。他从过去否定民权自由的立场上让一步,将革命与民权自由“分而为二”,依据欧洲各国皆有民权,皆能自由,除法国外,皆有君主,而法国虽经革命,却导致国大涂炭,民权自由反不可得的史实,康有为声称:“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并指责“革命者之言民权自立,不过因人心之所乐而因以饵之,以鼓动大众,树立徒党耳。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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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性的政治宣言只是对外表态,这封信则旨在整顿保皇会自己的组织,所以关键还在以下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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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誓奉皇上,有死无二。诸君夙厉忠义,曰有异义者,得无以各报时有非常之论,而误以为出自仆意故耶?仆自逋播海外,与知友门人离群索居,不得讲习讨论久矣,其或激于回銮之后,复辟不闻,贼臣柄政,中国无望,怨愤之余,或生异说,非仆所知。今自由之风既开,求新之说日甚,亦非吾远隔万里所能遑制。惟仆开会保皇,矢死靡他,苟非皇上遭变,必不少改宗旨。其各报有异论者,皆非仆之意。即使出自仆之门人之说,若为保皇立宪以达民权自由之旨与仆同者也,吾徒也;若为革命攻满之说,则与保皇之旨相反,与仆不同者,非吾徒也。即使出自仆门,或已有盛名,亲同患难者,既为异论,即与仆反,诸君切勿以为仆之意也,勿听之也。[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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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显然是针对弟子坚持言革而表态不惜清理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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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在《新民丛报》刊出节录本时被删去,后来出版《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时也遭删节,仅存于手稿之中。除非康有为有意另写一篇更具说服力的文件,否则前引6月11日致李福基等人的那封信就是正式寄发各地的告美洲华侨书,两份文件只是详略不一,意思、论据乃至叙述逻辑大体一致,其中也包含《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手稿中被删去的那段话的意思。由此看来,公之于众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的文本,很可能是后来为了对外宣传,需要详细阐明自己的意旨,在原来书信的基础上改写作为宣传品。出版之时,康有为因弟子及各地侨领劝以处理不要太过决绝,所以删去了欲将言革弟子扫地出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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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决心清理门户的意向,确定无疑地传达到了各地保皇会组织。康门弟子言革,原因不一,面对压力,反应自然不同。徐勤自称其言革命,“与长者辩难甚多,然不过欲扩充会事,以为长者之助耳”[[81],所以接到康有为的指令,当即表示:“弟子近日亦谨守保皇之义,绝口不言他矣。鸟约致公堂因保皇二字不能运动之,弟子亦听之而已。”[82]欧榘甲则公然不服,他早有辞去《文兴报》编辑之意,“为各同志苦口挽留。今云樵似不满意,观其报中辩自立与自治之说,便可知也。弟等前曾禀告会长,谓其借题发挥,藉资鼓舞耳。而会长复函均不以为然,诚恐愈激愈深,势将决裂,则大局有不堪设想者矣。至会长前后所来各函,均皆搁而不发”[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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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9月,康有为致函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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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樵妄鼓革命,背叛宗旨,吾欲绝之、逐之。吾受上知遇,当戊戌之治,躬受衣带,岂忍背之!惟虑《文兴》无人主笔及主持其事,弟能暂代之乎?民权、自由皆可鼓,惟勿悖保皇宗旨,不可言革。汝读书虽少,但采择如故。候吾再派人来可也。[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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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维多利亚保皇会的徐为经、李福基等函告同党:“会长以云樵兄前报立论过激,至叠次来函责攻,如临大敌。初则着规谏之,继则着驱逐之。又云派澳中某孝廉主其席。又谓着谭张孝代其劳。总之逼令云樵兄不去不止,殊令云樵难堪。”[85]同时徐勤也接到“云樵寄来被逐之函,为之惊甚”[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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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逐欧榘甲一事,使得保皇会内部尤其是康门师徒的政见分歧公开化,由此引发严重的组织危机。康有为见数致责函杳无音信,于是“发函谭楚彬,而谭氏遂吹波助澜,乘势借攻君勉、君力两兄,几动大局”,维多利亚保皇会不得不“飞函各埠以驳之”。徐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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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谭贼之函一布,人心已大为瓦解,即种橙一事,已纷纷退股。而港报之股,想亦难收,终日如坐愁成[城]。方欲设法挽回大局,今无端又有云樵被逐一事,各埠知之,以为内讧,则会事立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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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保皇会骨干叶恩、李福基等来函,“皆极怪夫子所为,余可知矣”。徐为经、李福基等人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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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报中立论虽属过激,实足以鼓励人心,美属会事之复兴实藉其才有以致之也。即便立论不善,当以暗中劝为改良。今会长不察于此,而欲以鸣鼓攻之,此不独为对党所窃笑,即一会之中,亦将变局矣。可不惧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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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徐勤、徐为经、李福基等人向康有为进言,请其从稳定大局、影响华侨等处着眼,“此后务当暗中调停,不宜露面,庶得以顾全大局,是为至要”[87]。并替欧榘甲辩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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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樵久不复函,诚有罪矣。然在此主持报事,使《文兴》日有进步,使会事日有进步,实不为无功。今稍以言语出入之故即见逐,则使人人自危,貌合神离,又何为者?……云樵之去不足惜,恐日后同人人不自安,外人知之,受[授]人以口实耳。郑贯一、唐才质相攻之事,于会事大有碍,倘云樵踵而行之,不几令人心尽散耶。仲尼不为已甚者,请即函慰留之,勿致决裂。……《文兴》来年若云一去,则不复请主笔矣。彼日日抄《中国报》论,或另聘别人,其奈之何?《文兴》无人主持,则全局大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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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徐勤在纽约谋发展保皇会,并欲遍游美东各埠,然后返港办报事,不能为一报局即返大埠,梁启田又不能文,侨界及《文兴报》不欲聘之。考虑到“云樵一行,即会散矣,实最可惜可痛之事也。千辛万苦乃成各会,一旦以小事而败之,岂徒可惜矣已乎!”徐勤出面向康有为“力保云樵此后不言革命事,请留之,勿失人心”。[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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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勤的解释与担保,并不代表康门言革弟子的真心。面对康有为的高压,欧榘甲直到是年11月仍电告徐勤,游各埠时“力言起义兵事”[89]。梁启超、欧榘甲等人继续赶印《新广东》并分寄各地侨埠,梁启超原拟为之作序,“因忙极不暇”[90],还筹办《新广东报》,以广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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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弟子们依然我行我素,1902年11月康有为再度长函痛骂梁启超,至云:“因我辈言革之故,大病危在旦夕。”梁启超“见信惶恐之极,故连发两电往,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91]并复函表示“痛自克责,悔过至诚”。康有为对此感到“深为喜幸。前事可作浮云过空,皆勿论也”。但他对“流质易变”的梁启超依然放心不下,一面指示其“只有力思抗外,不可无端内讧,抱定此旨而后可发论。至造国民基址,在开民智、求民权,至此为宗,此外不可再生支离矣”,一面力数其所造成的恶果:“自汝言革命后,人心大变大散,几不可合。盖宗旨不同,则父子亦决裂矣。……吾为兹惧,不知汝如何?抑尚以为公私当分,言革可救中国乎?同党因兹分裂,尚何救国之可言也。”[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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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担心并非多余,梁启超后来告诉徐勤,他虽然表示悔改,“实则问诸本心,能大改乎?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9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02年12月24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2期刊登了署名“中国之新民”即梁启超撰写的《释革》一文,此文被后人当作梁启超本人政治观念的直接表述,但从中读出来的梁启超的政治倾向却言人人殊。最近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是陈建华认为此文较充分地体现了梁启超骑虎难下的复杂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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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醉心宣传的“革命”本身指一种长程效应,而当时中国难以提供实践渐进革命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当政治革命成为压倒性的议题时,他的软性“革命”不仅在客观上支持了反满革命思潮,而且有效地消解了民众原先对“造反”的恐惧心理。更为吊诡的是,此时梁氏既痛恨那个激进的“革命”口号,同时仍然迷信自己的渐进“革命”……他似乎坚持在“变革”的意义上继续传播“革命”,且寄希望于长程的启蒙运动,用心良苦。当他意识到他已经陷入自己制造的“革命”的语言铁笼里,开始怀疑使用“革命”一词的合理性,他甚至认为日本人用“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根本就不确当,试图提出改用“变革”一词。实际上他深刻认识到“革命”这一词语所蕴藏的民族历史记忆和文化心理习惯。因此他在该文中大力攻击的是与“革命”相连的传统意识。[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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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则梁启超的难言之隐,恰是迫于康有为的压力,不能正面宣传他所主张的扑满“革命”。而他的本意,恐怕正是用汉语替代的“变革”一词,为激进“革命”的合法化开辟通道。所说“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虽然为君主官吏留有“附于国民以自存”的余地,其实就是革命,而且是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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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等人言革,并且在康有为的高压之下依然坚持,除认识见闻的增长引起思想的变化外,时势使然是一大要因。庚子以后,清政府的所作所为,令保皇党感觉不到革新的希望,革命成为海外华侨和留学生的普遍趋向。尤其是在北美各埠活动的徐勤、梁启田、欧榘甲、陈继俨等人,“知洪门大可利用,乃先后投身致公堂党籍,以联络彼中之有力者”[95]。而洪门多少仍然具有反清意识,保皇会员与之交往,当然要顺应其势。1902年,表态放弃革命的徐勤还是忍不住函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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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各埠之稍聪明者,无一人不言革命,即现在同门同志,同办事之人,亦无一人不如是。即使强制之,口虽不言,而心亦终不以为然也。至于东中、米中游学诸生,更无论矣。盖民智渐开,止之无可止。……今各埠之人,弟子所到者动问曰:皇上不复位,则如何?则必应之曰:求自立。欲保救皇上,则如之何?则必应之曰:起兵。若云待时听天,则失人心矣,汉口亦不可起矣,□□起兵及自立之说,实与保皇相因而至也。若云起兵不可,自立不可,则人必曰开会何用,又何必筹款乎!天下之事岂有束手而待耶。弟子闻此言,实无言以对之。檀山、雪梨之失,未始不由于此。[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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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反复声称身受衣带之诏不能叛上,梁启超则认为这是私意而非出以公心,既然没有依靠光绪重开新局的可能,就不能不考虑如何另辟蹊径以实现政治变革的目标,而破坏性的革命一途无疑首当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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