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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更加坚定了梁启超革命的信念，赴美途中他对东京留学界元旦大会的影响颇为关注。当时以良弼为首的满族亲贵学生，对于马君武公开演说排满反应极为强烈，“倡立一会，其宗旨有三，第一，禀求政府禁汉人学兵。第二，削夺汉官之权。第三，杀灭汉族。会中人若得势之日，不杀汉人，群斥为猪狗，决不认为满人。”[99]4月，梁启超从温哥华致函徐勤，忿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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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学生有大闹事。因满洲鬼良弼（满人派来学兵者）干涉监督，不许送学生学军故也。须开一十八省汉族统一学生会云。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惟今勿言耳。[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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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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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今怀此志，转益深也。即此次到美演说时，固未言革，然与惠伯、章轩谈及，犹不能不主此义也。舍是则我辈日日在外劝捐，有何名目耶？兄想亦谓然，但不可以告长者，再触其怒，致伤生耳。[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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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2月16日高山（当为罗普）函告康有为所谓“任近来大改宗旨，极知革之不可行，且劝人勿言，其往日所纵论，洵出于一时高兴耳”[102]，只不过是为了让康有为释疑放心的托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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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梁启超的美洲之行，一方面怀抱宗旨抉择的信念，“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103]，一方面感受“海外人之热心，益觉得非轰轰烈烈再做一场，则此身真无颜立于天地”，决心“誓将去空言界，以入于实事界矣”。他开始相当乐观，认为“此行目的颇达五、六，大约实业界之基础可成八、九，秘密界之基础亦得三、四也”。[104]但年底东还时却宣称：“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者也。吾知昔之与吾友共和者，其将唾余”，欲“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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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大逆转的原因，时人议论各不相同，梁启超本人当时及事后的解释也不一致，概言之，有中国人资格不足及自己信奉的理论翻新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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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者，梁启超民元在报界欢迎会演说时列举了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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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见留学界及内地学校，因革命思想传播之故，频闹风潮。窃计学生求学，将以为国家建设之用，雅不欲破坏之学说，深入青年之脑中。又见乎无限制之自由平等说，流弊无穷，惴惴然惧。又默察人民程度，增进非易，恐秩序一破之后，青黄不接，暴民踵兴，虽提倡革命诸贤，亦苦于收拾。加以比年国家财政国民生计，艰窘皆达极点，恐事机一发，为人劫持，或至亡国。而现在西藏、蒙古离畔分携之噩耗，又当时所日夜念及，而引以为戚。自此种思想来往于胸中，于是极端之破坏不敢主张矣。[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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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后者，梁启超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中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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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心醉共和政体也有年……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其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如两博士所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此吾党所不能为讳者也。今吾强欲行之，无论其行而不至也，即至矣，吾将学法兰西乎？吾将学南美诸国乎？彼历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严而可畏也。岂惟历史，即理论吾其能逃难耶？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孰意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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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仔细考察，上述解释所涉各点，有些此前已经存在，如对留学界及内地学堂学生频闹风潮的看法，梁赴美前已“欲大奖励德育，亦大有所鉴于近日少年风气之大坏也”[107]。介绍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时间更早在《清议报》前期[108]；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惨烈的担心也一直存在，态度却因时而异。有些原因则只是后来起附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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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游美，确有实地考察美国共和政治，尤其是当地华人实行自治情形以定宗旨的初衷，结果却令其大失所望，看到民主共和的诸多问题。在对最具典型性的旧金山华人社区考察后，他于《新大陆游记》中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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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是多数政体之总称也。而中国之多数大多数最大多数，如是如是。故吾今若采多数政体，是无以异于自杀其国也。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适何。吾今其毋眩空华，吾今其勿圆好梦。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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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陶冶锻炼中国国民“二十年三十年乃至五十年，夫然后与之读卢梭之书，夫然后与之谈华盛顿之事”。[109]但这是在10月以后，其时梁启超已经告别革命。所以这些虽系相关因素，并非关键所在。而使其转变的关键，仍与革命本身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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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见梁启超放弃革命的最早直接证据，是1903年8月19日他写给蒋智由的信，函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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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最后之函所论吴某事，弟初睹甚骇怵，然不怡于中者累日，然犹冀其中之或有他种曲折，欲为吴解免也。今得滨中来书，并抄寄枚叔狱中书，乃知其鬼蜮手段乃至此极！呜呼！不敢复相天下士矣。似此事而可为，则更何事不可为耶？似此人而可为此事，则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东中情形若何？闻留学生会馆散尽，仅余七十人，然否？公行止近复若何？颇思得拯救之法否？沪上被逮六君，想可无碍。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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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函涉及东京、上海两大激进势力聚集之地在短短数月中接连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时势变化。吴某事，当指传闻吴稚晖告密引发《苏报》案。此事后经学人论证并非属实，无论确否，似与梁启超关系不大。实则梁启超之所以感到心理重创，恰恰缘于他与上海中国教育会及爱国学社保持着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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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吴稚晖等人因自费生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一事与清驻日公使蔡钧大起冲突，引发了留日学界的退学风潮。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态度鲜明地支持学生一方。本来中国教育会准备乘机开办学校，收容退学生，事出仓促，未能如愿。11月，受梁启超的文字宣传鼓动起而抗争的南洋公学学生掀起全体退学风潮，请求中国教育会协助其开办“共和学校”，随即成立了爱国学社，吴稚晖作为学社代表人在开学仪式上演说。该学社是激进师生借以培养爆裂之材料，试行共和政治的组织，得到了正在鼓吹革命的梁启超的赞同和赞助。1903年3月23日他函告蒋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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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学社事无日不往来胸中。近彼中状况复何如，望相告。弟此行必薄有所效，惟多少则不能预言。有书往沪，望勗同志以坚持而已。[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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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留日期间，吴稚晖就与梁启超结识，本来在其同志之列。上海主张革命的新党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关系尚属融洽，拒俄运动初期双方互相配合。上海中国国民总会成立时，发布公启，通告“各省志士欲入会者，仍照原议，随时到四马路《新民丛报》支店及福源里爱国学校报名为望”[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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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梁启超所主张的“开一十八省汉族统一学生会”，在留日学界确有其事，即屠宽、钮永建等人提倡的中央协会，钮氏曾为此与吴稚晖沟通联络。[113]梁启超游美期间，开始一直关注沪上及东中新党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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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苏报》案前夕，爱国学社与中国教育会发生冲突，无形停顿，冲突各方正是梁启超熟悉的吴稚晖、章炳麟等人。7月，东京留学生会馆的军国民教育会又因激进会员要求变宗旨为“实行民族主义”而引起分裂，多数成员当即退会，导致解体。[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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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与东京是梁启超所谓“秘密界之基础”的重要基地，接踵而来的不利消息对于举棋不定的梁启超的影响无疑相当负面，天下士和新党均不可信，加上在美洲考察所得印象不佳，使得本来就怀疑发动革命者能否坚持自由民权的梁启超最终决定放弃革命。所以梁启超后来谈到此事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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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两年间函札数万言。启超亦不慊于当时革命家之所为，惩羹而吹齑，持论而变矣。[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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