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19953
1706819954
其实，当年梁启超纵无排满革命真心，却不乏反清变政实意，硬说本质上康、梁毫无分别，未免抹杀了梁启超的积极一面。
1706819955
1706819956
在言革一派的宣传之下，1903年春节悉尼保皇会发布《致各埠同志书》，就鼓吹“汉强满亡”，抨击清政府“卑污腐败，亡我则有余，存我则不足，非组织新政府，振起民族自治之精神，何能与深目高鼻之俦同立于顶天立地之中乎？”只有痛饮黄龙之日，“大会全国国民于中央之地，参谋国事，除千弊，兴百利，共呼‘新国万岁！’‘汉族万岁！’夫而后文明之福泽流被子孙，古国之名誉震惊全球，而所以尝[偿]吾辈素愿者若是矣”[137]。孙中山若能善用形势，未必不能像国内知识界那样，让保皇会的言革之声为反清革命鸣锣开道。
1706819957
1706819958
戊戌变法以来，康、梁一体，似成通识，清政府以此攻击维新派和保皇党，革新激进势力也为此自辨自清。早在1900年底，沈翔云就批驳张之洞将自由民权等世界公理“一旦尽举而归之康、梁，且目为康、梁之余唾，毋乃太重视康、梁，而自安固陋矣！”[138]拒俄运动中陈天华发表《复湖南同学诸君书》，也反驳清政府“以留学生之举动，归之于康、梁之党”为“失实已甚”，正告天下:
1706819959
1706819960
夫康、梁何人也？则留学生所最轻最贱而日骂之人也。今以为是康、梁之党，则此冤枉真真不能受也。[139]
1706819961
1706819962
孙中山抨击梁启超首鼠两端，对于划清政治界限，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此一来，也就将康、梁牢牢地绑在一起，无法从外部促使保皇会分化，将其中的激进势力引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而且孙中山以保皇会中谈革命者不与自己声应气求，反而攻击之不留余地为例，证明其为假革命，不无以我划线之嫌，不利于争取各种力量。
1706819963
1706819964
这些观念还深深影响了后来学人的眼界，仔细阅读史料，康、梁始终分歧明显。而孙中山并非唯我独革。革、保之间的政治分界，此时还没有固定化为以领袖为象征。如“志在革命”的戢元成，就“与力山最合，与任公为冰炭，与中山亦不协”。而徐勤的“最与中山水火”，和秦力山的“宗旨惟在革命”[140]，都有政见分歧以外的原因。
1706819965
1706819966
孙中山一定要与梁启超“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141]原因之一，就是革命党与保皇会均视海外华侨社会为生命线，权利基础此长彼消，争夺自然格外激烈。其他方面对于梁启超革命宣传的反映，与孙中山的感觉并不一致。尤其是1903年以前，梁启超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文字，虽然宗旨摇摆不定，对于排满之类的观念还一度有所保留，引起过章炳麟的公开批评，后者特撰《正仇满论》加以批驳，指其“迫于忠爱而忘理势之所趣”，但也认为:
1706819967
1706819968
革命与梁子所谓保皇会者，抑可以无间也。昔之保国者，曰保中国不保大清；今之革命而不废保皇者，曰保生命不保权位。虽梁子躬自革命，而于其忠爱之念，犹若可以无憾。[142]
1706819969
1706819970
《新民丛报》刊登康有为、黄遵宪等人反对革命排满的文字，与梁启超等人鼓吹破坏的文章，观念看似相通，其实倾向正相反对。梁启超认为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虀粉之”，为达此目的，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他希望通过第一种方式来实现，但又声称如果不能立即实行，则“第二义遂终不可免”。[143]他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以为中国民性“大概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得适宜”，希望报馆“不宜有所瞻徇顾忌”[144]，欲实行变法，则须倡言民权，欲实行民权，则须倡言革命。
1706819971
1706819972
或以为此说出于对革命的恐惧，或者不过借革命以行保皇的翻版，其实梁启超固然恐惧革命，并不希望以流血革命的方式解决问题，可是现实告诉他无血的方式希望渺茫，既然法国革命为欧洲近代文明之母，既然中国无法通过和平温和的道路实现变革，既然革命为不得不为之事，则不如尽快以较小的代价进行。所以他对黄遵宪说“由君权而民权，一度之破坏终不可免，与其迟发而祸大，不如速发而祸小”[145]。仔细阅读梁启超这一时期的著作和译作，无论是政论、史传还是政治小说的创作，欲于不知不觉中张扬革命的苦心孤诣，在字里行间随处可见。[146]
1706819973
1706819974
对于梁启超的弦外之音，当时人颇能心领神会，一般青年接受其文字宣传，即在鼓吹民权自由独立和破坏主义的一面。南洋公学学生退学前，曾几次集会演说，会场大书“少年中国之革命军”，率先演说者针对“今之人动曰饮冰室主人”的时尚，呼吁同学勿以之为口头禅:
1706819975
1706819976
彼饮冰室主人岂真异于常人，不过善用其知识，善用其精神，心中念念不忘祖国，思有以挽回而澄清之。一蹶再起，一仆再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吾辈犹得曰：中国尚有一饮冰也。然吾更不欲以饮冰自域。饮冰将来之英雄也，前途之主人也，今固困龙潜渊，不克稍振。我事事步武，已让一筹，而况知其外界，不能得其内界之真相，学十失九，求百得一，几何其不为饮冰之罪人。今者吾辈虽才薄，不可不有轻视饮冰之心，不可不有与饮冰争着先鞭之心。饮冰能化千人，吾必思何以化万人，饮冰广开民智，吾必思何以开顽固人之志。争焉竞焉，久则自合于饮冰。苟先欲效饮冰，则心中已有一饮冰为之主张，为之左右，此身非我所有，终必不得为饮冰。……吾望诸君各振其精神而更振他人之精神，必无使饮冰子独昂颈踯躅，屹峙占据夫二十世纪东亚竞争之舞台，必无使饮冰子独为中国匡时济世倡立民政之英雄！[147]
1706819977
1706819978
可见在这些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心目中，梁启超已经成为他们角色内化的精神偶像，所引述的革命言论的相当部分，即来自梁启超的作品。1904年初，上海革命党人忠告保皇会不要以敛财为目的，应起而革命，以免为志士所耻笑，还是承认：“梁启超，著《新民丛报》以鼓吹革命主义之人也。”[148]
1706819979
1706819980
蒋智由后来对梁启超的宣传效果曾有如下评论:
1706819981
1706819982
梁任公笔下大有魔力，而实有左右社会之能，故言破坏，则人人以破坏为天经；倡暗杀，则党党以暗杀为地义。溯自甲午东事败衄之后，梁所主任之《时务报》，戊戌政变后之《清议报》、《新民丛报》及最后之《国风报》，何一非与清政府为难者乎？指为穷凶极恶，不可一日复容存立。于是头脑单简之少年，醉心民约之洋学生，至于自命时髦之旧官僚，乃群起而为汤武顺天应人之事。[149]
1706819983
1706819984
严复更从反面剖析原因:
1706819985
1706819986
康、梁生长粤东，为中国沾染欧风最早之地，，粤人赴美者多，赴欧者少，其所捆载而归者，大抵皆十七八世纪革命独立之旧义，其中如洛克、米勒登、卢梭诸公学说，骤然观之，而不细勘以东西历史、人群结合开化之事实，则未有不薰醉颠冥，以其说为人道惟一共遵之途径，仿而行之，有百利而无一害者也。而孰意其大谬不然乎？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又其时赴东学子，盈万累千，名为求学，而大抵皆为日本之所利用。……所言皆偏宕之谈，惊奇可喜之论。至学识稍增，自知过当，则曰：“吾不惜与自己前言宣战”。然而革命、暗杀、破坏诸主张，并不为悔艾者留余地也。[150]
1706819987
1706819988
海外留学生能够直接接触各种西方或由明治日本转述的近代思想，对于梁启超等人的崇敬心相对较淡，他们知道后者所鼓吹的大都是教科书式的常识，有人还揭露其抄袭日本人的著述。如《大陆报》就曾指出梁启超剽窃德富苏峰的文字。[151]不过，梁启超等人的宣传还是成为他们借资的对象。邹容著《革命军》，借用了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文章的内容[152]，杨毓麟著《新湖南》，更是仿效欧榘甲的《新广东》。所以叶尔恺1903年谈到留日学生“濡染习气，徒肆嚣张”，就指“仇满之义，发于《新广东》，最为无理”。[153]梁启超的革命宣传主要在1903年拒俄运动之前，所起效果实际已将革命情绪充满青年胸中，拒俄运动只是使之宣泄，将内在的革命情绪公开化了。
1706819989
1706819990
今人常将梁启超的文字宣传对于革命风潮初盛的作用比喻为种瓜得豆，实则梁启超当年本来就是真心种豆，只是当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局面果然到来之际，他逆流而动，自悔初衷，从弄潮儿变成异见者。以今人的眼界看，革命与否对于社会发展的利弊尚可讨论，但回到历史现场，尽管一段时期内革命与不革命还能够平等对话，可是后来的历史进程却是革命狂飙的高歌猛进，以至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上革命的色彩越来越浓重，异见变成异端，革命与否成了区分正邪是非的标尺，梁启超光彩照人的历史形象在后人眼中因而不免褪色。
1706819991
1706819992
仅仅依据梁启超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公开文字，希望把握其思想的脉络系统和政见倾向，并不一定能够深入其心境，同一理论之下可能存在多种政治选择，而同一政治主张可以来自多种理论的作用。尤其是像梁启超这样流质易变之人，处于易变过程之际，不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明暗两面之我也各自不同甚至彼此交战。过于固定的解释，反而容易陷入愈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愈远的泥淖，难以发现历史真相之所在。
1706819993
1706819994
[1] 董方奎：《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第79—148页。
1706819995
1706819996
[2] 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1706819997
1706819998
[3] 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注意用梁启超改译明治日本的史传及其与保皇会同人的通信进行比照，把握梁对待革命的思想变化轨迹，相当近真。而该研讨班的其他参与者从各自的主题出发，对此问题的看法与结论虽然大体相近，具体时空人事的判断仍然歧异不小。参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
1706819999
1706820000
[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88页。
1706820001
1706820002
[5] 黄彰建：《戊戌变法史研究》，第1—2页。
[
上一页 ]
[ :1.70681995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