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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常将梁启超的文字宣传对于革命风潮初盛的作用比喻为种瓜得豆，实则梁启超当年本来就是真心种豆，只是当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的局面果然到来之际，他逆流而动，自悔初衷，从弄潮儿变成异见者。以今人的眼界看，革命与否对于社会发展的利弊尚可讨论，但回到历史现场，尽管一段时期内革命与不革命还能够平等对话，可是后来的历史进程却是革命狂飙的高歌猛进，以至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上革命的色彩越来越浓重，异见变成异端，革命与否成了区分正邪是非的标尺，梁启超光彩照人的历史形象在后人眼中因而不免褪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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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依据梁启超在各种报刊上发表的公开文字，希望把握其思想的脉络系统和政见倾向，并不一定能够深入其心境，同一理论之下可能存在多种政治选择，而同一政治主张可以来自多种理论的作用。尤其是像梁启超这样流质易变之人，处于易变过程之际，不仅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明暗两面之我也各自不同甚至彼此交战。过于固定的解释，反而容易陷入愈有条理系统，去事实真相愈远的泥淖，难以发现历史真相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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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董方奎：《清末政体变革与国情之论争——梁启超与立宪政治》，第79—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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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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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松尾洋二《梁启超与史传——东亚近代精神史的奔流》，注意用梁启超改译明治日本的史传及其与保皇会同人的通信进行比照，把握梁对待革命的思想变化轨迹，相当近真。而该研讨班的其他参与者从各自的主题出发，对此问题的看法与结论虽然大体相近，具体时空人事的判断仍然歧异不小。参见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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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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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黄彰建：《戊戌变法史研究》，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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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节文字，1959年7月9日《光明日报》刊布为梁启超1898年10月26、27日与日本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志贺重昂笔谈，修订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梁启超年谱长编》从此说。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将时间置于1898年10月中旬，注引自日本外务省档案明治30年8月至37年6月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卷）MT—16143，文字与《光明日报》偶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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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130页；《革命逸史》第2集，第30、1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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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陈汉才编著：《康门弟子述略》，第148页；《革命逸史》第2集，第34页。。任教于万木草堂的田野橘次称之为“不易得之奇青年”，“眼光炯炯，精彩斐然，不平之气，常动眉间”。一夕，罗将田野从睡梦中摇醒，曰：“起！起！君果有革命之志，今非其时乎？……仆尝潜于广西山中（即山贼……也），昨得其一信，云有同党四百人，将合湖南之大队以进中原。君倘真愿革命，则请与仆偕往广西，以一试其屠龙之技乎？”罗还曾对田野说：“使山贼获金，以为资，而修圣人之学，是或一道也。”田野橘次：《最近支那革命运动》，第65—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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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梁启超：《时务学堂札记残卷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7，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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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梁启超：《蔡松坡遗事》，《晨报》蔡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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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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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曾廉：《应诏上封事·附陈康有为梁启超罪状片》，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第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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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圣量优容》，《国闻报》1898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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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民表：《林锡圭传》，杜迈之等辑：《自立会史料集》，第231页。民表应为林圭时务学堂的同学秦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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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任公：《自立会序》，《清议报》第16册，1899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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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上欧阳中鹄》，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第473—474页。孔祥吉《谭嗣同挚友师中吉》（《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据黄彰建《戊戌变法史研究》已指出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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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皮锡瑞著，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近代史组整理：《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第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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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秦力山：《汉变烈士事略·荼蓼子》，彭国兴、刘晴波编：《秦力山集》，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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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钦差大臣》，《大陆》第2年第8号，1904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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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谢缵泰著，江煦棠、马颂明译：《中华民国革命秘史》，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专辑》，第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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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宫崎滔天著，佚名初译，林启彦改译、注释：《三十三年之梦》，第133—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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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898年12月12日宫崎寅藏致平冈浩太郎、犬养毅函，陈鹏仁：《论中国革命与先烈》，第19—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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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池边吉太郎：《改革か革命か》，《东亚时论》第4号，明治32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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