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820297
1706820298
[153] 1903年11月5日叶尔恺来书，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2480—2481页。
1706820299
1706820300
1706820301
1706820302
1706820304
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
1706820305
1706820306
近代港澳被外国势力以不同方式夺占控制，脱离了清王朝的管辖范围，但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毕竟与粤省乃至内地其他地方如上海等关系密切。而且当时两地与内陆来往并无障碍，社会各界的交往移动相当频繁简便。同时，清政府的统治权力不能进入港澳，港澳与内地法律制度不同，无形中成为一些逋逃客的避难所，两广一带会党绿林盗匪的狡兔三窟，往往以港澳为其一。殖民统治下的港澳人士，了解世界大势，国家民族意识开通较早，加上与内地联系多，利害关系深，对中国的革新变革相当关注，除不断发表书面意见外，有的还参与实际策划和行动。港英当局基于自身以及整个英帝国的利害考虑和理念差异，对一些亡命客予以庇护。
1706820307
1706820308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等人亡命海外，自然选择地近广东、内外联系便利的港澳为重要活动基地，以便组织指挥在内地展开的勤王运动，以及后来遍布全球的各项事业。可以说，港澳之于保皇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706820309
1706820310
由于保皇会在港澳的组织与活动属于秘密一面，当时固然讳莫如深，事后保皇派又始终处于政治发展与历史记忆的主流之外，搜集相关史料，探究相关史实者为数不多。近20年来，随着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所藏史料被陆续披露，引起一些学人的关注，不断有所探讨。不过，此前对于保皇会的研究严重不足，许多函札写于军情紧急之中，条理不清，又牵涉隐秘，利害相歧，态度不一，言词各异，事实与传闻相互纠葛，解读相当困难，令人真伪难辨，更不易把握各种言行背后的所以然。
1706820311
1706820312
就保皇会与港澳的关系而言，涉及此事的论著本来不多[1]，与已出资料所提供的丰富内涵相比照，所余空间还相当广阔。可以说，其内幕至今基本没有得到展现。将各类资料汇集排比互勘，尽可能地充分解读连缀，在重建史实的同时，力求揭示保皇会内部各派的复杂关系及其摩擦冲突。为了便于对已刊资料作必要的校注而不以己意曲解，排比原文较多，以便同好相与揣摩。
1706820313
1706820315
第一节 港澳二何
1706820316
1706820317
戊戌政变事起突然，康有为等人仓皇出走，除依赖英、日等国的救援保护外，毗陵粤省的港澳成为重要的急救中转站。9月25日，逃到上海的康有为在吴淞由英国兵舰转上开往香港的英国轮船公司琶理瑞号（Ballarat）船，即致电澳门《知新报》的陈继俨（仪侃）、刘桢麟（孝实）、何廷光（穗田）等，告无恙，嘱其救家人；又电云衢书屋、万木草堂，嘱即移家澳门。9月29日晚，船抵香港，何东和港督所派之辅政司、总巡捕来迎，为防止清廷实施暗杀，将康有为安置在英巡捕房中居住。
1706820318
1706820319
康有为与港澳的关系，由来已久。戊戌之前，康有为曾经三次访港。1879年，他舍弃考据帖括之学，以经营天下为志，转而注意西书西报，“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乃复阅《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书，购地球图，渐收西学之书，为讲西学之基矣”[2]。1887年和1896年，康有为又两游香港。他与何东相识于何时，以及如何相识，不得其详。但由此开始的交往，却为日后康有为亡命之际谋生存乃至从事政治活动提供了契机。
1706820320
1706820321
何东字晓生，原名启东，1862年12月22日出生，后来成为香港华人首位获得爵士荣衔者。[3]他本人及其家族担任怡和洋行买办，聚资百万，相继投资于航运、保险、金融、房地产、糖业、花纱、煤炭等行业，字号遍及长江流域、华南、华北各口岸及澳门、菲律宾、爪哇等地。1899年2月20日，趁英国商务局派员来华调查通商事宜之机，由何东发起倡议，全港绅商1700余人在中华会馆集会，何东演说振兴中国商务。[4]7月，又发起组织华商公所，以联络感情，推进华人商务。[5]
1706820322
1706820323
戊戌政变后，何东曾托人到广州接康有为家眷，虽然后者已先期脱身，仍令康有为感到“侠士高义，令人感泣”。康有为到香港后，得到港英当局的庇护，安全无虞，生计却不易维持，加上其一家大小先后辗转来港，更加困难。10月6日，在何东的帮助下，康有为移居何家，何东“复赠金数千，以安羁旅，藉以济宗族及供游赀焉”。[6]
1706820324
1706820325
康有为到澳门的次数相对较少，关系却更深。1896年11月，康有为由香港至澳门，与何廷光合议集股创办《广时务报》（后正式定名为《知新报》），成为继《时务报》之后维新派的又一重要宣传阵地。何原名连旺，“广东顺德人，其隶西洋籍之名曰廷光，赏有宝星，赐有荣衔，西洋人多以亚旺呼之，应于广众，情态甚谨。其捐候选道员之名曰仲殷，字穗田，父曰老桂，咸丰初元，来从海上，因得起家。其后承充围[闱]姓番摊各饷，积财产至百万。次子即连旺”[7]。
1706820326
1706820327
何廷光继承其父的赌业，是澳门富贵成闱姓厂的后台老板，在澳门闱姓生意中占有不少股份，曾与葡人飞南第（Francixcon Fernandes）、刘学询、卢九等人协议瓜分市场份额，并开设粤和昌缫丝厂。[8]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时，何为其“最得力之好友”，时时相助。
1706820328
1706820329
何廷光思想较新，“尤热心爱国，惟不赞成激烈之主张”。据说他是康门师徒在澳门的“唯一东道主”，不仅慷慨好义，力任报事，出任《知新报》总理，使得康门得一重要据点，康广仁（幼博）、徐勤（君勉）、麦孟华（孺博）、刘桢麟、何树龄（易一）、韩文举（树园）、王觉任（镜如）、陈继俨、欧榘甲（云樵）、梁铁君等人群集其地，陈荣衮（子褒）、康圉子、张寿波（玉涛）等则各倡办学校，以谋独占该地之教育权，均大得其助。[9]
1706820330
1706820331
其时维新各派均看重澳门与何廷光，梁启超自称“以澳门为可用之地，何穗田为可用之人，故必思多方以翼赞之”[10]；邹代钧则函告汪康年：“卓如在澳门大有阴谋。何穗田，虬髯之流亚也，可佩可佩。澳门一隅，不特为秦人之桃园、管宁之辽东，并可为海外之扶余，不可失也。君等如有意于澳门，幸为我留一席，愿策杖从游也。”[11]
1706820332
1706820333
1897年，何廷光响应康有为开巴西以存吾种的计划，“擘画甚详，任雇船招工之事”，不果。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奏请各省开商务局，广东由七十二行举何廷光为总办，而潘衍桐等欲攘局事，恰好岑春煊在康有为的举荐下放广东布政使，康乃以何廷光之事托之。政变发生后，康有为曾托何廷光等人营救其家属。[12]康有为到港，除何东给与援助外，何廷光也慷慨解囊，“港澳赁屋、薪水皆何穗田供给，周入隐微”。康有为感慨道：“二何君今之侠士，义高海内，何可复得哉！”[13]
1706820334
1706820335
令康有为感动的，绝不仅仅是经济援助，港澳二何的侠义，更表现于政治上的无畏。康广仁被害，康有为托李提摩太代收遗骨，“寄交渣甸怡和行轮船，交香港（用西文信）渣甸行买办何东转寄便可得收。……再若运骨而归，寄港船票，不用写明何人收，但求将该票夹入西字信，一面直寄港，到港时，何东自然与弟料理妥当也”[14]。居港期间，康有为赠语何东:
1706820336
1706820337
中国以守旧不变法之故，遂至危削，民几几不保，耗矣哀哉！仆频上书请变法，遭遇圣主，洞达万国，审通时变，大举新法，一扫两千年之积弊。伪临朝那拉氏，养私守旧，淫乱怙权，乃敢幽废圣上，天地反覆。仆毗佐维新，密受衣带，大为所忌，诬加逮捕。英国仗义保护，得还港中。何君晓生，夙怀慷慨。忧愤国事，畴昔抵掌，叹为寡俦，闻吾之难，慨然自任，遣陈君欣荣，以救吾家，先下吾舰，以接吾馆。以全家累君，为吾安族姻，为吾谋旅斧。君与夫人才识绝人，既忠且周，过于吾之自谋，迁来如归，忘其旅亡。呜呼！患难之际，至亲密友，亦多有远避却顾者，君乃独仗义相济恤，濡沫有如骨肉，其远怀旷识，古之义士如种成舍宅，鲁肃指囷，何以加兹。吾奉密诏，奔走海外，乞师求救，君高才远虑，为吾筹画，周切深至，岂惟救吾身，实以救中国也。[15]
1706820338
1706820339
何东则秉其意公开为维新派的行为辩护。其时有自称“当世求真士”者致函香港各报，诋诽康有为，何东特致函香港《每日报》予以辩驳，他称赞康有为求维新，于中国国运攸关，而“当世求真士”反议论其为人，品格低下。“夫康之败，不为可耻，诚为可惜，欲变中国之旧法而未能，欲维新中国之政府而未可”。中国因为守旧，大败于日本，割让旅顺、胶州、广州湾，若非各国互相猜忌，中国肥美之地，早已尽由守旧者租与外国。只有认真自强，才能除去战败之羞。维新各政，均于中国有益，守旧党从此不能舞弊自肥，所以竭力阻挠。[16]
1706820340
1706820341
1899年7月，保皇会成立，很快在全球各地广开分会，募捐筹款，积极筹备勤王举义。10月，康有为因母病从美洲返港，实际目的是就近坐镇指挥勤王复政。在港三个月，日本和中国内地的保皇会会员及相关人士纷纷来港，与康有为会面，商谈有关事宜。[17]
1706820342
1706820343
这时清廷预谋立储，急于扫清障碍，在密谋绑架行刺不遂的情况下，于1899年12月和1900年1月两度发布上谕，公开悬赏购线，务求捉拿或行刺康、梁，并特调李鸿章督粤，加紧行动。李鸿章派刘学询策划，从康有为到港之日起，就密切注意其举止行踪，开始计划利用孙中山诱捕，后又改用港澳之人，“法用诱用掳，活上毙次。上瞒港官串巡捕，如劫盗行径，与国事无涉。询已有港、澳可用之人，逆不远扬，相机必得”[18]。在港期间，康有为得到港英总督依据国际公法实施的保护，“匿在港洋行三层楼上，英巡捕十数人看守，刺客不能入”[19]，但还是几度遇险。鉴于安全难得保障，清政府又屡屡通过外交途径施压，欲使港英当局将其驱逐出境，恰好邱菽园从新加坡寄赠千金，康遂避往南洋。
1706820344
1706820345
为了适应形势，协调组织，1900年春，保皇会全面建制和调整机构，所定《保皇会草略章程》在总会之外，另立总局，“设于香港、澳门，以便办事”。实际上总局等于总会的常设执行机构，因此有时又直接称为总会。
1706820346
[
上一页 ]
[ :1.706820297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