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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东、何廷光等港澳人士的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以扩大声势,积聚力量,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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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戊戌政变之前,康门师徒与港澳人士已经陆续举办了一些维新事业。1897年5月,康广仁与何廷光、张寿波、张寿浯、张灏、陈桐若、陈蔚秋等发起成立澳门不缠足会,以响应年初在上海成立的不缠足会。后者由梁启超、麦孟华、张通典、龙泽厚、张寿波、康广仁、谭嗣同、汪康年、邵凌翰、吴樵、赖振寰等人发起并任董事,其章程规定:“本会总会设于上海,暂借《时务报》馆开办,各省会皆设分会,各州县市集就入会人多之处,随时设小分会。”[29]澳门不缠足会即公开声明是上海总会的分会,财务方面与上海总会联为一体。[30]澳门不缠足会的倡始人多达百余位,其中不少是省港澳地区的名流,如潘飞声、朱淇、尤列、赖际熙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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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四五月间,澳门人士与万木草堂弟子如张寿波、何廷光、麦致祥、陈士廉、刘桢麟、梁福田、陈继俨、李盛铭、郑仲贤等,又响应徐勤等人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戒鸦片烟总会,发起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并担任董事。邝寿民和香港《华字日报》主笔潘飞声等人,也发起成立香港戒鸦片烟分会。[32]据徐勤所撰《戒鸦片烟会章程》:“本会以寓日本横滨大同学校为总会,广东省城兴隆大街公善堂、双门底下街知新书局、香港《华字报》潘主笔房、澳门大井头《知新报》、上海大马路泥城桥大同译书局、广西省城圣学会等处作分会。”[33]这些以开通风气为目的的组织,事实上成为康、梁一派动员和联系港澳人士,使之关注中国维新事业的重要纽带。戊戌政变后,这些组织依然存在,成为保皇会与港澳人士沟通联系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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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门师徒在澳门的另一活动重心是办教育和宣传。戊戌前张寿波即在澳门开办原生学堂,收男女学生四十余人。[34]1899年,陈荣衮从日本来到澳门,设蒙学塾于荷兰园,继而创办教育学会(后改称蒙学会)。[35]1899年,张寿波与徐勤等人发起镜湖茶谈社,借原生学堂为会场,定期演讲,原生学堂学生亦可参与其事。[36]保皇会还计划在澳门开办东文学堂,聘请在《知新报》任职的田野橘次任校长[37];在香港创办西文报刊,发表帝党政策,引动白人。[38]1899年10月1日,澳门保皇派在原生学堂举行孔子祭祀,“合学堂员董、茶谈社员、东文馆留学生、《知新报》馆执笔人凡数十人,率原生学堂学童亦数十,此外同志来集者亦以十数……日人之留学生及东亚同文会员数人,亦来观礼”[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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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延续兴学会的精神,组织政学会,“专以讲求中东西各国政治之理法,以求适于中国今日之用”,研究西学之本,不仅包括政治学之下的国家学、法律学、行政学,而且旁及与之关系切近的哲学、群学、资生学等科,计划设总会于日本东京,设支会于上海、汉口、长沙、澳门、香港、新加坡等处,所讨论的题目有中国当迁都否、变法后安插旧人、改革厘金、变科举、禁鸦片、行钞币、开铁路、行警察、兴学等方法。[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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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上述活动,主要在明的一面,通过宣传动员,联络有力人士。同时该会的当务之急还在运用武力手段勤王救上,恢复新政。而港澳毗邻内地,尤其与保皇会依靠的勤王主力所在地两广地区联系紧密,交通便利,更被当作筹备勤王大举的基地和安置保皇会员内地家属的庇护所。梁启超曾提议用菲律宾散勇或从日本雇兵500名,“由港取省”[41]。针对清政府加紧迫害海外保皇会会员在内地家属的做法,梁启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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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埠会中同志办事出力人员,为奸贼所忌者,如欲先将家属暂行安置,以免掣肘,可移家来寓澳门,本总会同人自能设法保护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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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总会聘有常年状师二位,皆系港中有名望者,如奸党有意与我为难,本总会状师必据理以争,务使奸党不得逞其志。[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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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梁启超又建议在香港开办铁器公司和蚕桑公司,主要考虑是:一、“保皇会不能尽网罗中立之人”,设公司可以集股,聚款经商,开辟财源。二、以公司为掩护,“而借以助我正事”。所谓正事,一是“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二是“兼贩我辈急需之物”。[43]关于前者,既要招呼来往的海外各地保皇会员,更要招待内地来港澳的勤王军将,即各地的会党绿林游勇盗匪头目。关于后者,主要是将保皇会在外洋购置的军火向内地运送,甚至经营军火买卖。3月20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就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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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间人有一事最要者,即谋运货入口之事是也。……若未布置,宜速谋之,或贿洋关,或走旱路,及入以后,安顿之地,皆须熟筹。港、澳之人,当专此责任,特恐未有人克称其职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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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议开铁器、蚕桑公司的同时,梁启超又请康有为“查香港卖军械有限制否?限制几何?可以开支店于省租界否?”联系到其计划正是准备“开一铁器公司于港,且开支店于省”[45],用意相当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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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港澳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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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虽以港澳为总局,并在人事上有所安排,实际关系一直未能理顺。1900年3月,梁启超鉴于“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弟子虽亦不才,□□□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今先生既不能在港,而今日经营内地之事,实为我辈第一著,无人握其枢,则一切皆成幻泡”,所以冒死请缨,要求归港“居此险地,结集此事”。[46]但此时梁启超因“言革”与康有为发生分歧,得不到后者的信任,其建议未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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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廷光名义上是澳门分会会长兼总会财长,后来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又出任总局的总理,却不能掌握实权。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函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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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屡书往澳,经两月不得覆,现虽孝实两次之覆,而自己声明非贪权与闻内事之人。穗田吾知其为总理,而非能定主意之人(欲使其依子刚,然使刚与澳人不水乳,终是被人笑话耳);镜、介吾知其能定主意,而弟子十余信且不见覆一字,弟子何敢轻派人往与共事,实疑其才之短或量之浅,二者必居一于是也。[47]刘桢麟、王觉任、陈士廉,均为康有为弟子而掌澳门总局的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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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总局实际掌权的总办,先为王觉任,继为徐勤。1900年7月,康有为因徐勤等人前此不应梁炳光事,受责后还来书辩解,疑及王觉任、欧榘甲告状,“顷又得穗书大辨此事,亦大攻王、欧,揣汝等之意,皆以为二人有书来攻,而不知其绝无也”,复函责怪道:}qc此等我责汝与镜之内事,岂可告穗……凡吾写信时,有时赶寄匆匆,应否择示他人,皆宜谨慎,以免生事,切切。穗之纯忠至勤,岂可令生此言乎!又辨支数一事,盖皆汝等告穗为之,吾与汝等何事不责,正为其信之深,爱之笃,然后责之切,否则以虚言外礼,笼络羁縻之矣。此等内事,岂可告穗而生支离乎?真可奇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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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康有为的眼中,何廷光不过是以虚言外礼笼络羁縻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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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港澳总局负责人名实不符,令海外各埠的保皇会无所适从。以梁启超在保皇会中的地位之尊,对于港澳总局的实情也不知其详,颇费猜测。他抵达檀香山七十余日,“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仅有人代穗田答一书,书中皆闲语),诚为可恨,不知其无心于大局之事耶?抑以弟子为不足以语耶?港、澳近日布置,弟子丝毫不能与闻,教我如何着手?”[49]他参考各处来书情形,好不容易才判断出“似镜、介二人有总裁一切之权,然弟子三月来寄彼处之书,已十余封,而镜、介未得一字之复。若总裁之人如此,似于办事大有碍”。他希望康有为明确指示:“以后弟子若与总会商事件,当商何人乃有力量”,并要求转告港澳总局,“使自行其主权,勿放弃责任”。[50]4月29日他再度致函康有为,指出何廷光名为总理,实际决策者还是王觉任和陈士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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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康有为为了推卸总局的责任,向邱菽园解释其内部运作,部分道出了人事安排的实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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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镜、勉等,不过为通信驿卒,看店之等,非因大得失也。仆于用人,才性略皆知之。勉性疏而直,于兵事非宜,于驾驭尤非其长,实非镜之宽博沈密有谋之比。而勉忠直之美,任最敬之,识人最多而有望,任累书劝其归办事,仆但令其往吕宋游说。适镜母病将死,于是勉替之。至六月时,仆虑其疏,已电镜强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经十余督责,而勉以粤东时时欲举,故恋而迟迟不奉命。[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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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虽有开脱之嫌,从梁启超的立场看,确能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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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动请缨归港主持大局未获允许后,梁启超不断向康有为和港澳总局发出抱怨,并提出组织和人事的改进意见。他告诫总局各同门:“尊处既为总会,不可不举行总会之实事。”具体而言,总局的专责至少有“谋运货入内地”“通信各分会”“结联豪杰”等项。“但弟遥揣情形,似觉未免散漫。他事且不论,即如檀山开会以来,仅得总会一信,而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各处皆然,不免有相怪责之意。”因此他建议总局设通信员二人,一管南洋新加坡、吉郎、暹罗、安南、澳洲,一管日本、美洲,“凡已开会之地,每水必有一信往,报告中国近事及各埠本会之情形(亦令各埠每水报告总会)”;同时“设议员十数人,专主议行各事,各专责成,井井有条乃可取信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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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梁启超始终觉得港澳总局王觉任、韩文举、欧榘甲、陈士廉等人的才力均不足以担当大任,为此,他积极劝说康有为另派能人,开辟局面。鉴于“所最忧者,吾党于粤中一切毫无整备,现时驻粤之人才力甚单薄,办事极散漫,难望前途之大进步”,他建议派徐勤、郑藻常回粤,协助梁炳光、张学璟,“一切全委于四人之手,以专责成”[52]。后来又主张叶湘南回南,“与刚等同图大举最善”[53],并力主徐勤前往澳门主持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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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致函已经归粤的徐勤,对港澳总局散漫的情形甚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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