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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东、何廷光等港澳人士的帮助下，保皇会在港澳开展了一系列活动，以扩大声势，积聚力量，并暗中筹备勤王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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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戊戌政变之前，康门师徒与港澳人士已经陆续举办了一些维新事业。1897年5月，康广仁与何廷光、张寿波、张寿浯、张灏、陈桐若、陈蔚秋等发起成立澳门不缠足会，以响应年初在上海成立的不缠足会。后者由梁启超、麦孟华、张通典、龙泽厚、张寿波、康广仁、谭嗣同、汪康年、邵凌翰、吴樵、赖振寰等人发起并任董事，其章程规定：“本会总会设于上海，暂借《时务报》馆开办，各省会皆设分会，各州县市集就入会人多之处，随时设小分会。”[29]澳门不缠足会即公开声明是上海总会的分会，财务方面与上海总会联为一体。[30]澳门不缠足会的倡始人多达百余位，其中不少是省港澳地区的名流，如潘飞声、朱淇、尤列、赖际熙等。[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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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年四五月间，澳门人士与万木草堂弟子如张寿波、何廷光、麦致祥、陈士廉、刘桢麟、梁福田、陈继俨、李盛铭、郑仲贤等，又响应徐勤等人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戒鸦片烟总会，发起成立澳门戒鸦片烟分会并担任董事。邝寿民和香港《华字日报》主笔潘飞声等人，也发起成立香港戒鸦片烟分会。[32]据徐勤所撰《戒鸦片烟会章程》：“本会以寓日本横滨大同学校为总会，广东省城兴隆大街公善堂、双门底下街知新书局、香港《华字报》潘主笔房、澳门大井头《知新报》、上海大马路泥城桥大同译书局、广西省城圣学会等处作分会。”[33]这些以开通风气为目的的组织，事实上成为康、梁一派动员和联系港澳人士，使之关注中国维新事业的重要纽带。戊戌政变后，这些组织依然存在，成为保皇会与港澳人士沟通联系的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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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门师徒在澳门的另一活动重心是办教育和宣传。戊戌前张寿波即在澳门开办原生学堂，收男女学生四十余人。[34]1899年，陈荣衮从日本来到澳门，设蒙学塾于荷兰园，继而创办教育学会（后改称蒙学会）。[35]1899年，张寿波与徐勤等人发起镜湖茶谈社，借原生学堂为会场，定期演讲，原生学堂学生亦可参与其事。[36]保皇会还计划在澳门开办东文学堂，聘请在《知新报》任职的田野橘次任校长[37]；在香港创办西文报刊，发表帝党政策，引动白人。[38]1899年10月1日，澳门保皇派在原生学堂举行孔子祭祀，“合学堂员董、茶谈社员、东文馆留学生、《知新报》馆执笔人凡数十人，率原生学堂学童亦数十，此外同志来集者亦以十数……日人之留学生及东亚同文会员数人，亦来观礼”[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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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延续兴学会的精神，组织政学会，“专以讲求中东西各国政治之理法，以求适于中国今日之用”，研究西学之本，不仅包括政治学之下的国家学、法律学、行政学，而且旁及与之关系切近的哲学、群学、资生学等科，计划设总会于日本东京，设支会于上海、汉口、长沙、澳门、香港、新加坡等处，所讨论的题目有中国当迁都否、变法后安插旧人、改革厘金、变科举、禁鸦片、行钞币、开铁路、行警察、兴学等方法。[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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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上述活动，主要在明的一面，通过宣传动员，联络有力人士。同时该会的当务之急还在运用武力手段勤王救上，恢复新政。而港澳毗邻内地，尤其与保皇会依靠的勤王主力所在地两广地区联系紧密，交通便利，更被当作筹备勤王大举的基地和安置保皇会员内地家属的庇护所。梁启超曾提议用菲律宾散勇或从日本雇兵500名，“由港取省”[41]。针对清政府加紧迫害海外保皇会会员在内地家属的做法，梁启超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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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埠会中同志办事出力人员，为奸贼所忌者，如欲先将家属暂行安置，以免掣肘，可移家来寓澳门，本总会同人自能设法保护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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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总会聘有常年状师二位，皆系港中有名望者，如奸党有意与我为难，本总会状师必据理以争，务使奸党不得逞其志。[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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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后，梁启超又建议在香港开办铁器公司和蚕桑公司，主要考虑是：一、“保皇会不能尽网罗中立之人”，设公司可以集股，聚款经商，开辟财源。二、以公司为掩护，“而借以助我正事”。所谓正事，一是“为香港聚集同志之地”，二是“兼贩我辈急需之物”。[43]关于前者，既要招呼来往的海外各地保皇会员，更要招待内地来港澳的勤王军将，即各地的会党绿林游勇盗匪头目。关于后者，主要是将保皇会在外洋购置的军火向内地运送，甚至经营军火买卖。3月20日，梁启超致函康有为就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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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间人有一事最要者，即谋运货入口之事是也。……若未布置，宜速谋之，或贿洋关，或走旱路，及入以后，安顿之地，皆须熟筹。港、澳之人，当专此责任，特恐未有人克称其职耳。[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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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议开铁器、蚕桑公司的同时，梁启超又请康有为“查香港卖军械有限制否？限制几何？可以开支店于省租界否？”联系到其计划正是准备“开一铁器公司于港，且开支店于省”[45]，用意相当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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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港澳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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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虽以港澳为总局，并在人事上有所安排，实际关系一直未能理顺。1900年3月，梁启超鉴于“港澳同门无一可以主持大事之人，弟子虽亦不才，□□□以阅历稍多，似胜于诸同门。今先生既不能在港，而今日经营内地之事，实为我辈第一著，无人握其枢，则一切皆成幻泡”，所以冒死请缨，要求归港“居此险地，结集此事”。[46]但此时梁启超因“言革”与康有为发生分歧，得不到后者的信任，其建议未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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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廷光名义上是澳门分会会长兼总会财长，后来在梁启超的建议下，又出任总局的总理，却不能掌握实权。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函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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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屡书往澳，经两月不得覆，现虽孝实两次之覆，而自己声明非贪权与闻内事之人。穗田吾知其为总理，而非能定主意之人（欲使其依子刚，然使刚与澳人不水乳，终是被人笑话耳）；镜、介吾知其能定主意，而弟子十余信且不见覆一字，弟子何敢轻派人往与共事，实疑其才之短或量之浅，二者必居一于是也。[47]刘桢麟、王觉任、陈士廉，均为康有为弟子而掌澳门总局的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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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总局实际掌权的总办，先为王觉任，继为徐勤。1900年7月，康有为因徐勤等人前此不应梁炳光事，受责后还来书辩解，疑及王觉任、欧榘甲告状，“顷又得穗书大辨此事，亦大攻王、欧，揣汝等之意，皆以为二人有书来攻，而不知其绝无也”，复函责怪道:}qc此等我责汝与镜之内事，岂可告穗……凡吾写信时，有时赶寄匆匆，应否择示他人，皆宜谨慎，以免生事，切切。穗之纯忠至勤，岂可令生此言乎！又辨支数一事，盖皆汝等告穗为之，吾与汝等何事不责，正为其信之深，爱之笃，然后责之切，否则以虚言外礼，笼络羁縻之矣。此等内事，岂可告穗而生支离乎？真可奇也。[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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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在康有为的眼中，何廷光不过是以虚言外礼笼络羁縻的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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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港澳总局负责人名实不符，令海外各埠的保皇会无所适从。以梁启超在保皇会中的地位之尊，对于港澳总局的实情也不知其详，颇费猜测。他抵达檀香山七十余日，“寄澳门书六、七封，而彼中无一字之答（仅有人代穗田答一书，书中皆闲语），诚为可恨，不知其无心于大局之事耶？抑以弟子为不足以语耶？港、澳近日布置，弟子丝毫不能与闻，教我如何着手？”[49]他参考各处来书情形，好不容易才判断出“似镜、介二人有总裁一切之权，然弟子三月来寄彼处之书，已十余封，而镜、介未得一字之复。若总裁之人如此，似于办事大有碍”。他希望康有为明确指示：“以后弟子若与总会商事件，当商何人乃有力量”，并要求转告港澳总局，“使自行其主权，勿放弃责任”。[50]4月29日他再度致函康有为，指出何廷光名为总理，实际决策者还是王觉任和陈士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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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康有为为了推卸总局的责任，向邱菽园解释其内部运作，部分道出了人事安排的实情。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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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镜、勉等，不过为通信驿卒，看店之等，非因大得失也。仆于用人，才性略皆知之。勉性疏而直，于兵事非宜，于驾驭尤非其长，实非镜之宽博沈密有谋之比。而勉忠直之美，任最敬之，识人最多而有望，任累书劝其归办事，仆但令其往吕宋游说。适镜母病将死，于是勉替之。至六月时，仆虑其疏，已电镜强出任事，而使他往美，经十余督责，而勉以粤东时时欲举，故恋而迟迟不奉命。[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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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言虽有开脱之嫌，从梁启超的立场看，确能得到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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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动请缨归港主持大局未获允许后，梁启超不断向康有为和港澳总局发出抱怨，并提出组织和人事的改进意见。他告诫总局各同门：“尊处既为总会，不可不举行总会之实事。”具体而言，总局的专责至少有“谋运货入内地”“通信各分会”“结联豪杰”等项。“但弟遥揣情形，似觉未免散漫。他事且不论，即如檀山开会以来，仅得总会一信，而金山来函，亦言久不得总会来信，各处皆然，不免有相怪责之意。”因此他建议总局设通信员二人，一管南洋新加坡、吉郎、暹罗、安南、澳洲，一管日本、美洲，“凡已开会之地，每水必有一信往，报告中国近事及各埠本会之情形（亦令各埠每水报告总会）”；同时“设议员十数人，专主议行各事，各专责成，井井有条乃可取信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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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梁启超始终觉得港澳总局王觉任、韩文举、欧榘甲、陈士廉等人的才力均不足以担当大任，为此，他积极劝说康有为另派能人，开辟局面。鉴于“所最忧者，吾党于粤中一切毫无整备，现时驻粤之人才力甚单薄，办事极散漫，难望前途之大进步”，他建议派徐勤、郑藻常回粤，协助梁炳光、张学璟，“一切全委于四人之手，以专责成”[52]。后来又主张叶湘南回南，“与刚等同图大举最善”[53]，并力主徐勤前往澳门主持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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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致函已经归粤的徐勤，对港澳总局散漫的情形甚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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