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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广鸠人办事，即如打电、查电、复电、写信、报事、复信、谋议皆须数人同在一处立办者，乃不误事。……汝与湘南、南村宜三数人同住一所，一密室终日商办。树园、春孺、季雨极精密可信，皆宜招同一处办事，因各密事不欲外人知之。孺通西文，极亲信之人，有令其歇学来否？若夫翼、刚、瀛诸君若在，随事公商，其它可信之人亦然，但事须极密，人须极择耳。[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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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陈翼亭；瀛，陈紫瀛[60]；春孺[61]、季雨（康有霈）[62]，为康家亲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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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康有为不断就港澳总局的人事分工发出指令，开始计划勤王正军由广西攻湖南，叶湘南随军入湘联络，因为“湘南熟楚中，此去必以得长沙为要，一得长沙，大事定矣。且黄泽生亦惟湘乃识，故吾欲湘行，管粮台。若翼不欲，亦可从军，商办一切极要（当以此晓翼）”[63]。后来认为“湘精密有才，或可留之佐汝，总持一切”[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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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徐勤“平日最能发书者”，而主持港澳总局以来，“乃忙至不能发书”，叶湘南到港后，康有为令其“总诸事，会同勉办，乃一概无书电来，雪固可责，汝亦可怪”，造成消息顿绝，调度不灵。康有为知“一人必不能兼营”，再度调整安排，于6月27日分别指示徐勤和叶湘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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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此内事筹划、接信电、复信电，湘可专之；其应接人士，抚绥豪杰，则勉意气激扬，能感动人，勉则专任外交可也，与湘分职。若镜能出，则湘、镜总之。尚恐事多人少，树园、季雨（春孺亦可）皆极密，可入办事。惟虽总外交（是总抚豪，尚不可见外人也，恐有泄），尚须力戒性直口疏之弊乃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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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定湘总要事，湘少接人而专办此事，多设箱部，如开一铺然。一切书札谋划皆归湘总持，收发、指挥、复信及电，湘一人尚虑不足，树园、季雨、春孺三人（寿民亦可，易一亦可，须人多些，且可会议，岑襄勤亦如此），必以一二人同办乃可，否则仍恐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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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严词告诫叶湘南：“今定以勉为外交，汝总复信及内中筹划事，后此有时不报，惟汝是问。”[65]以后又补充道：“管帐寿民、湘南可会同办理，支发收发，季雨亦可帮办。”[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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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总局原以澳门《知新报》为基地，但香港便于汇款、交通，所以当勤王筹备加紧进行时，港澳总局的主要活动地移至香港。康有为提出：“港太近城，且人多口杂，行事易泄，不如还澳之为佳，留春孺、寿民、季雨接应足矣。惟澳无夜船，恐误事，可商之。”[67]从后来情况看，这一建议并未实行。1900年7月，康有为指示港澳总局办事诸人将各埠保皇会汇解之款，港中额支公款细数及额外支款，以及所购军械弹药发往各军情况，均按月造具收支存贮总册，“一存港，一报星洲”[68]，则港澳总局的重心仍在香港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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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内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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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港澳总局要想立足稳固，有效运作，必须处理好各种内外关系。对内主要是与总会长康有为以及各埠分会，尤其是横滨总公司所的关系，对外则有与港英当局、与港澳地区的孙党以及其他维新人士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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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成立后，很快在美洲、日本、南洋等地开创为数甚多的分会。[69]按照保皇会章程的规定，各分会要互相通信通识，互寄照片，“于总会当每月通信”；入会者所交会款，除应留为本地会所办事之费外，须“寄还总会，以办救君国之事”。[70]然而，总会长康有为远避于新加坡，虽然身边有梁铁君、汤叡、董津、李棠等人帮助[71]，毕竟无力发挥指挥中枢的作用。港澳总局的设立，实际上成为保皇会的执行机构，康有为是通过港澳总局来领导指挥整个保皇会，尤其是该会所从事的勤王大业。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又以横滨《清议报》为总公司所，与澳门《知新报》同样具有收集各地捐款的职能，令两地组织机构之间容易产生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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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梁启超即因汇款等事，与港澳总局诸人有些过节。他后来检讨道：“去年汇款等事，弟实疏慢，以误大事，决不能辞其咎，弟今深自怨艾，诸兄谅不追前咎。……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久不闻良师友之箴规，外学稍进，我慢随起，日放日佚，而不自觉，真乃可惧”，表示要“痛自改悔”。[72]但双方依然心存芥蒂，港澳总局对于梁启超的多封来函不理不睬，令梁大为不满，疑心港澳总局办事诸人挟嫌报复，为此不断向康有为告状，希望调整人事。他对康有为说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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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镜、介以弟子为不足与言，故置之不议不论。然总裁之人万不可如是。虽不以其人为然，亦当因其来而应之。弟子去年曾有疏慢之愆，愧对镜等，然镜等今日之于弟子，断非有报复之心也。非轻弟子而不屑，即事忙而不记耳，然两者皆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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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康有为极为信任的王觉任、陈士廉等人，梁启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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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君之为人，密则密矣，然密之过甚，有时转若拒人于千里之外，大不可也。弟子非因其不复书而有憾于二君，特因其所居地位太重要，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望先生采择而转告之。[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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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的道歉和康有为的调解下，双方关系似乎一度有所缓和。5月19日，梁启超函告日本的叶湘南、麦孟华、麦仲华、罗普等人：“澳人于东中猜嫌，似亦已消泯。似此必当全盘筹画，若果关系大局吃紧之事，澳人谅必不分畛域。”[74]可惜此言为时尚早，一周后，梁启超致函罗普，仍然抱怨澳人不与之通信，以至不得不于6月17日再度向港澳总局道歉：“弟前累函，多冒犯之语，诚未免管蠡偏见，能责善朋友之道，想诸公必不见嗔。”[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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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总局虽然掌握机要，保皇会“大事仍由南佛主断”[76]。6月，康有为指示徐勤等人改变前此散款招人的做法，“专留款办械”，让徐勤与叶湘南熟商，但又担心办事人有异议，所以特别附言道：“吾已定意，姑令议之。然恐各人不知情形，徒生事也。”[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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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康有为掌握最后决定权，却必须通过港澳总局才能了解全盘情况，否则无法决策。恰好在这一关键环节上，保皇会上下沟通不畅，导致整个组织指挥不灵，行动不力。对于王觉任和徐勤掌局，康有为与梁启超的感觉刚好相反，梁启超对于王觉任等人主持下的港澳总局极少复函大为不满，康有为却指责徐勤道：“镜如昔任事，每水必有极详情形报我，汝乃绝无，真可怪也！”[78]对于康有为的来函，徐勤或者干脆不予理睬，或者虽有复信，避重就轻，答非所问。如丘逢甲归后，康有为的十七封来函徐勤“皆不复，即论待版筑诸议，汝一字不提，论广西诸议亦一字不提，但云不能复书”[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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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康有为一方面指示港澳总局健全机制，明确分工，一方面苦口婆心地教导徐勤等人做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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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任大事，但识一劳而已，乃至近来无书与我。我发交各件不复，汝若疾，亦应令湘南复我，安有此理！我虽不能遥制，亦当令我知之，或者愚者千虑，足为小补。我受天下之责望，其有失误，皆我之咎罪，人亦责我，而不责汝等。……汝不来报，令我不知各事，又不知西省情形，无从指挥，即如前数亦然。若曾来报，则它言固不能行，而一切截止，东牵西补，或调回上海之款，或请岛略添汇，亦可早成羽异军。徒以汝不报，我不知，至令束手，亦由不报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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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肯定徐勤精忠自律，不畏劳苦艰难，而批评其“性直躁，不能优柔而深思，一见人事即批驳，而不思中间之有故。又隘不容物，好言人失，言语太轻，不识人情，满肚子但是圣贤高义，而不知以人待人，皆与办事相反”。[80]告诫徐勤自己应注意劳逸相济，对人则“曲体人情，不必尽责高义……各办事人小费及家用皆当体贴及之”[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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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港澳总局似乎并无改善，“自十五团变以来，上海（忠、雅）电报络绎，书亦到矣。而雪无一字来，诸子亦无一字来，深可骇怪”，令康有为“如处幽室”，令新加坡热心志士“日夜狂思乱想，皆如梦中”。盛怒之下，康有为对港澳总局严词训斥，几近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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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有天下大事而若此乎？中国之大，吾受天下人之责，而乃在梦中，听汝诸狂儿骄子舞弄，不理不恤，有此理乎？令人气塞！似此性情才调而任大事，有倾亡而已。吾以身陪奉汝，岂能将天下陪奉汝乎？以此大事，托于骄子之手，此吾之谬而已。[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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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徐勤等人不复信不报告只是运作问题。四五月间，康有为派梁炳光回粤办事，命港澳总局接应。[83]梁到香港后，徐勤等来函“驳以不可行，遂致令井上闲坐月余。既无存款数目报告，且并不函言此事，真乃奇绝。是我之权，竟不能行于诸子，电可不复，信可不复，数目可不报，徒令我焦急彷徨，坐哭大局，真可顿足切齿。当办大事之际，岂可令我日日相责”[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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