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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的战略主攻方向再度移向广东，同时也未放弃广西。6月23日，康有为两度致函麦来年，告以“今港澳能购械，五万不汇东矣。……横滨款到电告我，或汝即电港，切勿迟。汝等留半，以半先汇港可也。又我在此间借款购械，以檀款抵之，菽以屋契保，则须汇来还也”；“顷港澳可购此物，极便矣。此间之款，拟全拨港中，若檀款到滨，可速速电汇归港，切切勿误”。购械之地由日本改为港澳，则不仅港澳总局所收各款不必汇往日本，日本所收各款还需转汇港澳。[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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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康有为的计划是，各地会款集中于港澳总局，连同原有存款，共计9万，分7万购枪1500支（每支连码子皮带等件共银45元），另在省城、佛山等地购抬枪、线枪（抬枪每支银5两），至于这些武器“应合注东，抑分注西”，尚未确定[99]；并拟攻占广州后取藩库所藏运往港澳，购买洋械，夺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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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虽然不能在香港立足，但港澳总局以香港为收款、聚人、购械、运械的基地，康有为的家人也寄身于此，处理好与港英当局的关系，对于保皇会至关重要。港英当局既以英国的整体利益为基本，又须兼顾其在华南的特殊需求以及自身的安全，所以它愿意为康有为提供保护，同时担心保皇会在香港的活动引起华南社会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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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保皇会趁形势变化，准备大举行动，一方面在香港购械练兵，一方面康有为要还港调度，托何东、邝寿民等与港督等官员交涉，在港英政府同意之前，不敢贸然行动。如“照公法英失和后，在港可以明买枪，惟英或疑为义和团所购，则与英官商一密号，以为新党购枪之用”[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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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军起义失败，梁启超经上海到香港，“见港督告以各国民心非上位所能压。港督谓我甚知，但彼兵力厚，尔等切勿起事”[101]。后来康有为透露，在此前后，他还托容闳为使节，“与港督定约取粤，港不肯，且多非常不妥之言，谓彼必调兵道，区区乌合之众，实不能敌港兵。前年不取粤之故为此，不然前年之力取之久矣。此事虽君勉、云樵等亦未之知，不欲宣露，以损办事者之气也”[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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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康有为还多次试图利用康同薇与港督夫人的交往，为保皇会争取在港活动的空间。4月，康有为得到徐勤报告，西报有攻其反对港英之事，即致函康同薇：“可见英督夫人及立德夫人，各要力辨之。言：英昔救我生，今护我死，并救新党极力，感极不知所报，安有此理，托庇而攻之，且亦无此愚。”[103]5月，又请其母转告康同薇：“港报哗然事，汝见立德夫人、港督夫人能辨之乎？或汝与之书而登之报中。最要二端，一是旧党诬攻，以为离间；一是新党人多，难保言语少失。要之与我无预，是最要事。”[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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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军起义失败，清政府大肆搜捕维新党人，康门师徒在港亲属惶恐不安，康有为一面安慰诸亲：“港督于党人断无听中国官捕拿之理……按公法以国事犯例当保护，最大亦不过令之出境”，一面让康同薇往见港督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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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唐烈士之冤，言我新党与伪政府拳匪为仇，断无害西人之理，观大通布告，可见住于汉口租界，欲借以庇身，其无毁洋人房屋之心，可不辨而明。但张之洞欲诬之以动西人，而后可拿耳。唐之起事，欲照日本义士挟其藩侯犯阙覆幕之法，已屡说张之洞救上讨贼，不动，故欲以兵胁之，大通布告文已言明不杀官吏矣。张之洞为那拉党，暗助兵助饷与端王，济拳匪以杀西人，而外结西人之欢。然张如此，人心甚愤之，故其营官、营兵、学生皆怒而从我，又有许多提、镇、道、府皆从我，此可见人心，此是帝党，非匪也。各国以为张之洞能安长江，其实皆唐某弹压之力，若唐死，长江必乱，非张之洞之力也。[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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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康有为再度追问康同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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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港督夫人力言否？可言吾帝党不过为救上，决无与西人为难之事。况皆托庇宇下，岂有奇愚如此。唐某之事，闻其昔劝刘、张不从，而欲用日本义士胁长门、萨摩藩之法，欲胁张之洞勤王耳。张乃后党，诬之已甚，乃以哥会附会，以唐借租界庇身，乃反诬以烧租界，请万不可信。贵国既欲救上，而听后党之张之洞，则欲行东而往西也云云。想汝必善言之，为此念甚。[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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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与兴中会均以广东为行动重心，港澳为双方的重要依托，两派的宗旨手段，有同有异，早就有过接洽磋商合作事宜的尝试。虽然康有为反对，维新派又一度因清帝重用而极力避免与革命党牵扯，使得双方的关系趋于紧张，在港澳的革命党甚至斥责康门师徒为变节分子，但政变改变了维新派的地位和命运，使之被迫诉诸武力，两派宗旨手段的差距缩小，再度出现合作的契机。由于保皇会内部对于合作之事分歧甚大，整个庚子勤王运动中，长江流域的自立军起事，各派联合行动，以合为主，珠江流域的密谋，则保皇会与革命党各行其是，不仅分立，而且暗中较劲，竞争中时有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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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会中对各派合作大举较为积极的梁启超，也不无与革命党争胜之心，他呼吁康有为和港澳总局加紧经营内地之事，除形势危迫外，与孙党的竞争也是考虑因素。他不愿派檀香山的保皇会员回港澳办事，是因为“彼党在港颇众，檀山旧人归去从彼者，如刘祥、如邓从圣，此间人皆称之”[107]，反而不利于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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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在新加坡闹出宫崎等人谋刺案，与孙中山翻脸，担心香港的孙党对其乱攻，函示康同薇“可与港督书，或面见督夫人，告以孙往坡谋害，赖坡督保护得免，今坡督特亲同我入新埠，在其督署住，供应饮食，一切招呼，吾感激至极。惟孙党多在港，不无串同其党人多方攻击，日散谣言，将来必至造生事端，甚至谓我攻英国，或且谓我遍攻各国者，望总督及各官切勿听之，看其如何回话，我再与信港督”。他听说与兴中会关系密切的区凤墀、王煜初等“日谓我攻教，日造谣攻我于英官前，英官不信，则谓我四上书不利于我国（第一书原文中有焚圆明园，第二书有饮马欧洲印度等语）。英督命译之，彼等不知如何捏造”，要康同薇“见英督夫人并言彼等或假托信函，或书疏，皆是妄译捏造，万望勿信等语”。[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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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王均为省港地区基督教教士，早年与孙中山隶属同一教会，在同一教堂进行宗教活动[109]，区氏还做过孙中山的中文教师，为其改号逸仙，据说孙中山创办农学会的宣言即出自区的手笔。因为他在德国柏林大学担任过汉文教师，所以1895年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避居香港不久，即出任港英政府华民政务司署华文总书记。其婿尹文楷原与孙中山同操医业于广州冼基东西药局，后因党祸牵涉，乃迁寓香港。[110]康有为还告诉康同薇：“若见尹文阶之妻（是区女），言我向来待耶教甚好。戊戌五月二十日且有保教之上谕，嘱其见文兄代达交好之意，免彼生支离（若骆乞夫人在，见之尤要，以区为骆幕，最可畏也）。”[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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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种种迹象显示，尽管康有为坚决反对与革命党合作，有两种因素使得港澳一带的革保两派依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其一，自立会的长江大举仍然是各派合作，兴中会广东分会负责人王质甫不仅列名富有山堂的副龙头，而且亲自赶赴武汉，参与起义。其二，两派在港澳的成员彼此有着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对于合作并不拒绝。王质甫与维新党的合作，即不限于长江。据唐才中供称：“至广东的事，是徐忠勉、杨金联络哥老会，内有王质甫，广东人，是帮办。”[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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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立军失败后，到达上海的梁启超准备转赴两广。前引梁启超致康有为函中提到的邓从圣，即邓荫南，原名松盛，1894年在檀香山加入兴中会后，鬻其私产，返国从事反清活动，时来往于省港之间。乙未起事失败，匿居澳门，1898年夏，与尤列、宋居仁等赴广西参与游勇李立亭起事，抵藤县而李已败，遂折回港。庚子兴中会计划在惠州、广州起事，邓荫南负责广州一路，他联络了军队及盗匪马王海、区新等作响应。[113]梁启超说：“此人倾家数万以助行者，至今不名一钱而心终不悔，日日死心为彼办事，阖埠皆推其才，勿谓他人无人也。”[114]而李立亭、区新等人，正是保皇会勤王正军的主力军将。保皇会负责广东行动的梁炳光也坚持以惠州为发难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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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李鸿章电示清驻英公使罗丰禄：“粤省乱党尤多，均在香港余育之花园，澳门《知新报》馆，密谋拜会。最著者有何连旺、何懋龄、徐勤、刘桢麟、麦孟华、陈宗俨、容闳，往来港澳，勾结盗匪，订期起事。”让罗丰禄密商英政府，电饬新加坡、香港总督，严密查拿拘禁。[115]余育之花园，即跑马地愉园，主人余育之为日昌（一作日新）银号东主，1895年由杨衢云介绍加入兴中会，慨助军饷万数千元。[116]如果余育之花园为保皇会在港据点，则革保双方的关系非同一般。徐勤掌局，很可能和梁启超谋略一致，与港澳兴中会保持关系。正因为如此，惠州起义前后，兴中会员才会不断前往《知新报》馆，寻求财政援助，并为遭到拒绝而感到气愤。而史坚如被捕后才会冒认康门弟子，牵扯康党四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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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是为了应对中国内外危机交迫的形势，几乎所有的趋新人士均投身其中，港澳总局还牵涉与其他维新党人的关系。1900年1月，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通电反对清廷立储，激起国内外中国人的保皇爱国热潮，事后遭到清廷通缉，由郑观应托何廷光以及招商澳局叶侣珊等人照拂，避居澳门。李鸿章督粤期间，派刘学询到澳门，欲拘禁并引渡经氏回省处置。何廷光、刘桢麟等闻讯，极力反对经氏回省，主张在澳门听西官裁夺。[117]保皇会为此展开保护救援行动。梁启超阅报得知此事，于3月28日致函《知新报》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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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诸兄致敬尽礼，以待此老，方是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之意。当久而敬之，不可移时遂生厌倦也。[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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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保皇会同人确能照此办理，聘请律师为其力辩。[119]何廷光还以三千金托邱菽园代购钻石，赠送葡署，使经元善解脱幽羁之困。[120]当年11月，经元善在回答原口闻一的访谈时满怀感激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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仆羁此将一载，幸承何君以全力相庇，纳之谊高若云霄。其余大都何君之侣，亦皆郑重相待。在诸君子，为保皇会友，原非有私于仆，而仆之身受者，固不能不感也。[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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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作为回报，经元善在上李鸿章书中公开呼吁“速解党禁”，释放被捕的保皇会员及其亲属，以及因戊戌变法获谴的内外臣工，并“罗致保皇会中各埠之彦”，以行新政。[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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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梁启超的担心还是事出有因。康有为虽有利用经元善之意，却并无坦诚相待之心。他在勤王方略中规定，若中英尚未公开失和，发布檄文时“则用莲珊名，或各路自出名可也”[123]。实际上对经元善极为不满，在指责徐勤将内事告穗的同时，又说：“内中穗尚有办经事，数目有问经填或自填之之语（吾前以经迂言大谬，有书孝实谓，此人如此其谬背，我等白费数千金之语）。”[124]所说“迂言大谬”，似指经元善并不以保皇会攻击慈禧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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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曾致函经元善，辨以“不知母子之义，即助以篡弑之端，既为奖奸翼篡之人，即难免乱臣贼子之号。以公之至诚至忠，而岂肯为乱臣贼子乎？而以公误以那拉为母，皇上为子，那拉亦自居之，奸党亦引伸之，于是皇上遂废矣，皇上几弑矣。试问持此议者，助成翼篡，谁能免乱臣贼子乎？……以公至诚，深辨此议，明伪临朝之非母，而篡废，则君之发其至忠至诚，弥天塞地，以复不共戴天之雠，讨篡贼而救圣主，必在于此矣”[125]。从中可以折射双方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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