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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风闻华侨对章程议论颇多，12月29日，康有为致函李福基等，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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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望各努力。此为救国之根本，亦同志发财之大机会。中国全国一大金山，切勿尽舍送于外人也。[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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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征求华侨意见的基础上，叶恩、李福基等人对章程作了修改，并于1903年1月函告港澳总局的邝寿民。2月14日，何廷光、王觉任复函，赞成加拿大保皇会从长改良章程，“以祈取信于各埠，是诚虑周藻密，钦佩之至”。希望将改本付回，俾知适从。因为总局已将原刻章程发出招股，“若改则一律照改，庶不致彼此错杂，启人议论也”。[163]4月28日，温哥华的董谦泰再度致函各埠保皇会：“商务章程比前时略为更改，刻已印就，谨即呈上，仰祈纳鉴。计现订之章程更善，而所创办之生意尤为把握。”[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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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由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辑的《康有为与保皇会》所收录的《中国商务公司缘起附章程》，条款与先期讨论稿不同，当属修订稿。该章程共有宗旨、命名、业务、集股、议员及股东会议、职员、银款、会计等8章65条，其缘起称：中国地大物博，商机无限，而国人以内地谋生之难，纷纷觅食外洋，商战于中国者，欧美、日本人也。国人非不知抢占商务利权的重要性，“实以未能合群，未合商会，无公司之大力以与西人争大利故也”。“今者新世界商战之力，实为兵战之祖……当此万国商战之时，以小商与大商战，小商必败。”所以，“今日而欲在中国入于商战之局，少分外人攘余之利，以秉新世界新凿出之富源，非合大商会不能济也。此断非零星小公司所能立于万国商战之局也”。保皇会虽能合大群，但“昔之疲竭于捐输，吾正欲因今者凿新利源以偿之”。凡商务有取诸己国，取诸人国，人己之国交道为利等，以前者论，有短线铁路、矿务、轮船、买地、开垦、土产等，后一项包括瓷器、织绣、银器、珐琅器、螺钿器、牙雕、草帽、毛毯、皮革、竹器、水晶、大理石、漆器、葡萄酒、水果、樟脑、纸品、白蜡、木器、石油等。而商务之父母为银行，有银行则百万股本可当数百万用。如能在中国内地和海外各埠遍设支店，“小之为我会同志生财之本，大之为经营中国富强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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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章程规定：本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分局设于省城、上海、横滨、旧金山等处，其余各省各地随时分设，将兴办银行、商贸，以及各种工业。对于华侨意见较多的在港设立报馆，则仍然坚持，因总局设于香港，地位极为重要，立报馆便于“采择外国商务之书报，查探外国商务之近情，译集外国商人之论议，以增我国商人之智识”，并将本公司货物出入布告同人。拟集资120万元，分8万股，每股中国七十二鹰银15元，以15个月为期，每股每月收银1元，1902年10月开收，次年12月截止，各股银按期缴香港总局；股东总会每年在香港举行一至二次定期会议；总局设总理、协理、司事、司账、司记、买卖、监理、监事，并由各局议举干事员。[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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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以外，叶恩、李福基等人对港澳总局的某些做法也提出质疑，如公司尚未成立，听说香港已为此以每月200元租一铺面，以及准备以商会名义作金山庄生意等。何廷光、王觉任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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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所租二百元之铺，系为君勉倡办之报馆客栈所租，非商务公司所租也。此铺因君勉有信云：年底即归开办，嘱弟等留意觅铺，又派罗璪云归，商办此事。故弟等酌议租之，定议将铺面及三四楼归君勉开办报栈，二楼归商务公司作为写字楼，每月派回租银，专理各埠来往书信及招股各事。前云租铺二百元，不过笼统言之，未尝分开，该铺公益着其大半，公益即君勉原议客栈之名，商会总局着其细半，致为兄等惊讶耳。弟等虽不才，然安有商会初议集股，遽租二百元铺之理乎？来示云商会之力，不是作金山庄生意，诚然，诚然。但弟等酌议办金山庄者，实因君勉所倡办之报栈起见。因港官近日颁有客栈新例，每间须担保银贰千元，又限定开若干间，每间限住若干客，极苛极严，万不能挂正招牌，故酌议改为金山庄。金山庄可以落船接客，招呼同志，与客栈名异而实同，又可以接办各埠货物汇项，以弥补盘缴，或年中获有微利，亦未可料。是以再三思维，莫若如此办法，胜开客栈数倍，故一面飞函商知君勉，一面租铺，候款到齐开办。其开办之款，即是君勉开办客栈之款，未尝拨商会小股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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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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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与商会分开费用，公益照金山庄例，务祈收窄盘缴为主，商会亦照原议章程从廉开办。局中连礼兄共用三人，专理来往书信及招股巡察等事。现尚未敢开议人工，其余各人皆出力报效，不支一钱，只求大局事成，绝不顾私也。[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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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恩等人的疑虑，背后牵涉到保皇会内部的利益分歧。徐勤到各地运动，以在香港开客栈、办报为名招集股份，其间突然让华侨先将款项改归沪上，与袁世凯合办日报，继而又欲将款挪借上海广智书局暂用。港澳总局闻讯，均飞函阻止，嘱其将款拨还，先办公益，俟其归后乃商办报事。实际上，围绕此事，港澳与滨沪展开了一场权力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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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港澳与滨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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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公司的成立，使得濒临绝境的保皇会看到生存发展的一线曙光，这本是该会的一大转机，不料反而引发港澳与滨沪双方的严重冲突，相互攻讦，本来相对超脱的康有为与徐勤又各自偏袒一方，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几乎使保皇会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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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公司一事，港澳总局成为主动和主导，按照章程规定，各项权力将重新向港澳总局集中，这引起横滨总所同人的极大不满。横滨一方的罗普抱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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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总会在港澳，各埠款皆汇去，未尝有一文汇此间，而支款则往往反向此间，一切事亦归此间办，此实为可怪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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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埠所报，壬寅年捐款共约四五千，而港澳无应用之项，其款不知是否汇往康有为处。港澳的邝寿民汇康的款项，皆入《新民丛报》数，实则仍为横滨款，而非会款，港澳方面似未声明。横滨保皇会虽有总所之名，承担许多责任，却无其权。每年为公事开销者总要四五千金过外，旧金山的《文兴报》、檀香山的《新中国报》，皆依赖横滨支持。还时时有意外之事，如各筹五百金救援因洪全福案被捕的龚超以及提供张学璟作运动费等。康有为移居印度后，变故不少，花销极大，向港澳总局催款，总局告以港澳间已无从设法，转而向横滨求援。康处每月最少需四五百金，一年六千，合横滨用款，每年共需万金。梁启超专靠《新民丛报》敷衍，出死力维持，为作文字，数夜不寝，1902年博万金，皆为党事用去。“以一人之力而供一党之用，太不合理。”[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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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商务公司，整体上是为了解决保皇会的财政困难，这与横滨方面本无矛盾。由于前车之鉴，以及双方由来已久的恩恩怨怨，横滨方面立即作出强烈反应。其异议主要集中于下列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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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人事安排。商会原定由李福基任总理，李坚辞不就，康有为准备让何廷光出任。对这一安排，横滨方面多人表示坚决反对。1903年2月16日罗普致函康有为，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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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弟子甚不为然。李果不肯任，或有别人，苟真无适当之人，则宁不办耳。商会当以实能谋利，有补大局为事，实非如保记办法，又非可以虚张声势，高兴一时，万一失败，则全党再无立足地。而且后来引以为口实，吾党犯天下大不韪矣。故办此会，必要确有把握，得其人而任之，方可下手。穗田之忠义，夫谁不知，固吾党之重要人物。然人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穗田之性质才调，皆不合于商人之资格，人人所共知，不能为讳，而以之任总理，人心必不悦服。而且为穗田计，强自己以不能，则事必败，事败则受众怨，反失从前之名誉，亦非所以保全穗田之地位之道。若谓总理实无事办，此大不然。商店一切指挥皆在总理，总理非拥虚名者。故全局亏盈，皆由于总理之才调如何，非若他种团体之总理，不过挂衔者也。至谓穗田虽非商才，而其名誉可以镇压得来，此又今昔异势，未必能然。今海外大率已知穗田底蕴，且因讼事更为新着，则人人虽信穗田义侠，而亦知其困乏。由奢入俭，人情所难，既忽困乏而或为事势所迫，则不得不设法以暂行敷衍，而财权在握，安保其必不借用。借用寻常事耳，而世事无常，或不免生出意外，则其心术即无他，而迫于无法转动，必致波累公司。至是则人不问其有心无心，而公司之实受其害一也。为商会既不可，为穗田计又不可，故弟子敢极力反对此议，仍以别选他人，务得其当，然后可办。不然宁俟异日。此等事必不可强为，有损无益耳。此事关系全党之前途，不可不熟审而后为之，夫子想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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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衡量用人的标准：“此次商会之事，非性质与之近，且有多少阅历见识，不能干预。弟子敢断言镜如非商务中人，故此次以不与其事为妙。介叔亦然。”罗与王、陈二人并无交涉恩怨，“乞夫子为两人计，勿再使之干商会事，更犯众谤耳”。[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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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梁启超与康有为的关系因言革、用款、办事等分歧变得相当紧张，不便直接进言，而通过罗普和徐勤之口转达。他告诉徐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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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长者谓举穗为商会总理，则弟等始终反对之；盖反对之由，不因穗之家变，而实因穗之非商才也。穗以如许大家资，而能为一黄叶秋尽蚀之，致有今日，此同人所同叹息者。穗之至诚热心，固可敬，然其为一阔公子，绝不知商务中甘苦，此则无能为讳者也，岂可以如此重任委之？在长者之意，亦非见不及此，但以以穗名坐镇（向来会事皆如此），而他人协办云耳。然弟之意，谓长者若能自归港中，指挥调度一切，则以穗出名可也；任以一寻常人出名，皆可也。而长者既不能，且远在数万里外，则穗出名后，协助之者谁耶？必镜如也，寿民也。二人果有商才否耶？镜、寿所依赖者，则汝磐也，璪云也。璪不足道，汝磐则极有才也，然以全局委汝磐，兄能放心否耶？虽非以全局委之，然港中无一可与汝磐敌手。磐在场则玩弄诸人于股掌上耳，局事安得不败坏？此弟等所以极力反对也。汝磐，即创办横滨大同学校的侨商邝汝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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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徐勤提出以冯紫珊、黄为之为商务公司正副总理，梁启超也认为不可。因为“两人皆出滨中，即使外埠无间言，而港中吃醋将益甚，风波又必大起”。开始他欲在外埠举一总理，而以冯紫珊、黄为之二者之一为副理。后因黄决意不任副理，只愿暗中相助，梁启超拟推罗普为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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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高之学、之才、之毅力、之诚心、之地位，实吾党中独一无二者也。虽少阅历，然得数人助之，则大可矣。他人阅历或胜孝高，至其统筹大局，措置裕如，则无能及彼者也。而彼以不言革命之故，长者亦太[大]信之、赏之，必足以消港中之忌。故弟熟思，舍孝高外无他人。彼就大学堂之聘，所得虽多，然比较轻重，似不如主持商会之为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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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外埠人才，梁启超初时颇寄厚望，后实地考察，加拿大、檀香山、美国大陆各埠均无人可以胜任，澳洲虽有数人，未必能归。所以梁启超认为“舍孝高无别人矣”[169]，分别致函康有为和罗普，表达意见，并希望与康有为、徐勤等合力保举，授意各埠，玉成其事。罗普看来接受了梁启超的提议，他告诉康有为：“弟子自问不长于文字，最宜于商务，性之所好，又少有家传，极欲专意习商。……办商会而吾党无一人才，一切不便。弟子不才，颇有意学为，正为此故。”[170]很明显，横滨方面不仅不能容忍港澳总局独占商会，而且务求将该局要人排除于商会事务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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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港澳与横滨的分歧争议，康有为另有一套打算。2月26日，他致函叶恩、徐为经等，对于各埠踊跃商会事感到可喜，以为应当“专合大力成一银行，则无事不可为矣。其生产莫如磁器”。至于总理之席，李福基既然累为辞让，也不勉强，“已与港中同志先推举冯紫珊兄，盖紫珊忠义有素，又有商才。前书已告福基兄，谓款集之后乃议公举，甚是。然亦可略举其人，以待众望。鄙意更有奉告者，商会实□□举总理，□□多人口，收集思广益之计，皆谓美洲可公推□□[福基]，□□[横滨]公推一二人，港、澳、省城可公推一二人，合集众才，必收公益。……商会年尾乃大办，福兄暇，仍可来，不必因辞乱也。如谦泰兄之老成是众心所属，而滨横[横滨]则无□□□之殷实而热心而有商才，与紫珊兄允为总理之妙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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