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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以为书局再集股，或他日商务成，再拨十万、八万为书局新股也。他种生意，利钱无能及此者。[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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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港澳总局独断专行、颐指气使的办事态度令他难以接受，后来他告诉徐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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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局展股事，不意长者怒至此。然弟为此之时，实非欲搀夺商会也。其时与港中意见，并不深也。弟今思其时日，乃始自知。译局展股在何月，弟已忘之（似在九月），惟记弟发此议后，然后紫珊返港；弟旋入箱根避客。后在箱根得紫珊由港来书，始知港已开办，遍布章程。由箱根返滨两日，章程乃寄到。盖弟发译局展股之议时，尚绝不知港之欲办商会也（港之办会，乃章程寄到时，有一封照例不写上款之公函来耳，又数日然后有信来我，时我真怒甚矣）。弟当时不知何故，觉得商会或难大成，又欲急办入场书，故忽发此议。时紫珊、慧之亦不甚赞成，而弟力主之，致有此波澜。由今思之，实无谓也。今办译局，真嫌款多耳。[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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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普则直接向康有为申述：“港中人之乖谬，有不得不为夫子言者，此间人非与意见不合而攻之，实为大局起见，不得不尔。”港中前月派陈汝成（墨庵）来，专为催任行，又言同人议定叫邝汝磐与任同行东渡，而此前从未与任商量。后又有数人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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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诋子山、为之，语且侵及任，严词厉色，此真太不近人情。任今在吾党，无论如何，最为贤劳，皆当敬重之，而以一无谓之人，竟如此放恣，其语气更甚于夫子之严命相责，岂不太奇！如罗璪云为人，前函略禀及之矣。彼在港日以君勉、云樵命他做公益总办为主，以此便贻书责此间拥款不交，误他大事。今得君勉、云樵来信，实无令他作总办之事。其人如何，即此可以决之矣。不早去之，必为所累，彼必卖君勉矣。朱礼亦是此一类人，真在可绝之列者也。[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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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总局在各方面尚未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抢先租铺开局，引起各埠保皇会大哗，梁启超、徐勤等人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使港澳总局诸人强烈不满。1903年2月25日朱锦礼致函康有为，指责徐勤屡不以商会为然，梁启超、黄为之向各埠展译局之股，并借用栈报之款，疑为针对商会而来，并反指译局亏空甚多，梁启超又百般袒护，若不及早设法，大碍商会。据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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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每接卓、慧二君来函，云港局开办商会太阔，又无把握，又怪同人无函，不与之熟商。……且译局以派息后自无更变。谁料卓、慧即展译局之股，并借捷栈报之款，又函责港中办事人，无把握敢租贰百元之铺，伊等不敢沾手云云。今外埠来信，彼此枝节多生，皆由伊等之办事私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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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埠保皇会的反对归咎于梁启超等人从中作梗。并且声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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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办事日讲合群，日求团力，而局内尚不同心，岂不痛哉！万望先生即密函致福基、惠伯君等，勿听各横言所惑，务专力商会为要。中国存亡全在此举……贵同门自私己见，执拗遗公，恐外埠深知，人心尽冷，中国尽去，岂不惊寐寒心哉！[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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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既称同道又分彼此的言词，令康有为相当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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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港澳总局诸人展开对梁启超、黄慧之、徐勤等人的攻击，滨沪方面认为此事背后由罗璪云弄鬼，其余附和。1903年3月29日，黄慧之函告横滨麦孟华、冯紫珊、罗普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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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局租铺开办，各埠大哗，而港中人尚不设法收拾，以解人疑，尚来信斤斤致辨，尽归咎君勉一人身上，并大攻译局，直欲解散全局，今又谓福生泰资本全系译局之款等语，种种谬妄，实堪发指。幸弟平日有富名，而此间人不信，不然真无地自容矣。到此凡与人论及港局，甚难措词。而港、澳为办事总局，弟等万无相攻之理，只有掩饰。不料港中诸人，大加攻击，虽外不信，而互相攻讦，实令人有可疑之处。弟等推原其故，实璪云一人所播弄，而他人亦从和之。彼等与滨中人极少交涉，本无意见，彼近日最恶滨中人者，其故有二：其一则谓译局加股，有碍商会招股，且谓弟等只顾译局，不理商会；其二则谓截留报栈股份不交，使港局无款开办。因此二事，遂迁怒于横滨，并且肆言攻击矣。璪云则云君勉举其为报栈总理，并每年薪水三百元。而君勉云绝无此事，须问其取出授以全权之凭据，乃为作实，凡去用之款，概不承认云云。港中接此信后，更生大波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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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梁启超致函徐勤，则说：“港局支离，真不可思议，铁君前有书与默庵（时彼中派默庵来滨），相攻之言已满纸。彼辈总谓译书亏本，故我辈须急救弥缝。岂知当招新股时，横滨所存译局银尚有万金，上海往来流水帐，亦存数千，而账目亦七八千，而存书存纸存机器（约值二万余）尚不计也，何至竭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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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局指译局欠《新民丛报》万余，其实是梁启超向译局借支，而以丛报款划还，账尚未清。译局实为获利。“大率港中人妒滨人殊甚，久欲相攻，向无隙可乘，适广智革除余某（实子山所荐，子山所革），余某大造谣言，故彼等乘之以相攻，真愦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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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总局攻击滨沪的另一口实，是怀疑后者造谣“邵公抄家寿民倒盘”。此事牵涉商会的人事安排，“彼有此疑议，怪不得其意见如此其深也”。[191]据康有为对叶恩等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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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穗田□□□始终任其至难，始终一心，忠义无双，□吾保皇会困数万金，计今同志中实无其比。今因吾会所累牵，倒其银号，实吾会同志所共愧者也。然亦不过去其数万，而仇家敌党疾其为保皇会事，妄造谣言□□□□□侧家，甚有造谣请[谓]其□穷者，若不则港澳登新闻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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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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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田家原有四十七万，今与兄弟分，不过廿余万，然至今尚是殷实富家也。更有奇者，因造穗谣，不造寿文之谣，无端生□，不知谁人妨之而生此支离。……其谣不生于商会之前，则可昭之矣。……今虽有极富之人如盛宣怀，若吾举总理□管库，必举穗田等，讳而不举盛也。穗田曾倾家以为公，如此人者，岂论贫富？从何再得？况仍富乎？他人或疑之攻之，望诸兄力持。况穗田不综小事，自有各总理任之。即管库为最要事，穗田决不好理此琐琐。有数人为总理，相参有益而无弊，更从何处攻之？然则有攻之者，诸公可照理代为解释之。为[惟]望我辈共事皆以义气成交，不因其人之贫富。若昔者大富，保会日用其财，则相与待之，少有变故，即藉端攻击，[岂]吾会义心之所为乎？[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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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梁启超的看法不同，邝寿民的和昌隆倒盘之说，他分别由徐勤和邝寿民本人的来信中得知，当即指为捕风捉影，绝无其事。而邝的来信实有言外之意，即怀疑此说由滨沪传出。“既以小人相待如此，此等极阴险无行之举动，乃至以相疑，则邻人窃，安往而非可疑耶？无怪弟等之言，总不能入也。甚矣浸润之言之可畏也。以寿民之朴诚，而一余某一罗某乃能使其迷惑如此，可畏哉！”至于何廷光家变，则系事实，“穗今日之拮据，亦众人共见者（斗南来滨言穗现状，可怜极，相与恻然），我辈内里数人，岂能自相强耶”。致函外埠，固当尽力弥缝，对叶恩等一二人则须略言实情，因其“实同志中之最同志者，不应相瞒也”。[193]所以梁启超坚决反对何廷光出任商会总理，以防牵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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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与滨沪所争，表面在人事与程序，真实目的则是争夺对整个保皇会执行机构的主导权。在此之前，由梁启超动议，横滨方面上书康有为，“言保记当速整顿，或改订名称、章程，以为久远计”。康有为“不以为谬”。1903年2月梁启超赴美洲之前，草定章程数条，设立联卫部、交涉部、劝学部等名目，罗普等“极力劝任乘此次之行，将各埠会章重订，再为改换名目，以为中兴基础”。并将章程呈康有为“细为推定。至于应用如何会名，乞夫子指定，即飞函到加拿大或美洲告任，以任此时必已在彼处矣。此事关系重大，诚不可不趁此机会认真整理，不然人心厌倦，此会必不能久，即未遽能解散，亦不过有名无实，于事究无所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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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等人的整顿计划，目标不仅针对各埠保皇会，尤其指向港澳总局。罗普批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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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为保记总局，至今尚有此权限，则不可不与各埠通信。然平时绝不曾寄各埠片纸只字，惟闻某埠有捐款，则屡信迫即汇回。及到手后，则又不通音问如初，甚至连收条亦不发。……镜如为人虽佳，然究短于才，其为人所议，或非无故。……既不称职而仍用之，则人心必不服，而于本人亦不宜。况人言一致，有时不可不加察，如强留之，或反害大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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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港澳不能有效地发挥总局的功能，就要另寻替代。所以罗普直言不讳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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