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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在康有为的指令下，梁启超不得不“立发一函向港中（穗、镜、铁、寿）四人先自认过，并辨明彼等所以误疑弟之处矣，想可释然”[202]。9月1日，梁启超再度向何穗田道歉：“数月以来，吾党中纷纷生嫌疑，皆由远隔而通信少，故各有误会。弟疏赖之咎，实不容辞，而弟有误疑港、澳同人之处，皆弟之过也。万望恕宥。今日国家危亡至于此极，吾辈同患难者数十人，岂可复生意见耶？万望吾兄舍去前嫌，共求有济，是所切盼。”[203]至此，保皇会内部港澳与滨沪之间的争权夺利以滨沪一方的严重受挫而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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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保皇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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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商会而起的冲突平息后，康有为等人开始考虑筹备召开一次保皇会的代表大会，地点定于总局所在地港澳，内容主要是讨论有关商会事宜，时间原计划在1903年下半年，但这一日程安排因广智书局内弊暴露的突发事件而一再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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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与滨沪的冲突虽然暂时被压抑，但矛盾并未得到化解。广智书局经营不善的问题，时时成为港澳总局攻诋的口实。梁启超为了避免港澳方面插手其事，极力辩驳，声称该局经营状况良好。徐勤在康有为面前也力保有关各人忠信可靠。其实，他们多少知道书局内部的确存在弊端。广智书局原由梁荫南任总理，后增加黄慧之为司理，冯紫珊亦前往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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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3年三四月间，冯紫珊已将广智书局的弊端向外透露。4月7日，邝寿民复函冯紫珊：“广智积弊如此，弟早有所闻，外间人洞悉内中情弊者，已不知凡几矣。若非得足下再走上海一次，披荆斩棘，改弦更张，必无可观。万乞足下为大局计，不避嫌疑，破除情面，澈底澄清，从新整顿，事乃有济。倘迟迟不举，积弊日深，将来牵动全局，必至不可收拾。至全坏而后图补救，则悔无及矣。”[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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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勤在反驳罗璪云对译局攻击的同时，嘱咐冯紫珊：“译局亦乞兄留心整顿为盼。”[205]梁启超一方面为梁荫南等人辩护，认为其费用颇大，虽支用三千余金，除薪水和丛报、译局花红外，即使借支局款，亦不过三五百。另一方面，也觉得事有蹊跷，承认：“然广智去年只嬴此数，弟实不满意。荫南诚有不在行之处，亦诚有刚愎之处，弟切责荫之函，亦不下二三十次也。然荫之劳瘁亦至矣，不能谓其不尽心。……弟无日不念译局，诚恐弟行后，《丛报》、译局两皆减色，而今年赢利或反不及去年，故欲急行急归。”[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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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从各方面得到关于广智书局弊端丛生的讯息，屡次追问梁启超，后者均以忘记为词搪塞，令康疑为全置不理，因之大怒。在康有为的一再逼问下，梁启超才具函详告内情。关于译局的财务收支，“大抵去年荫以不在行之故，而损耗者诚有之，但通盘略核，似断不至亏本（今年已有嬴）”。梁启超与《丛报》、译局之间的连环欠款，可以划回；收译稿支用三千，其咎不在梁荫南；相关各人如湖南唐家、丁惠康、夏曾佑、薛仙洲、江惟善等挂借，多为梁启超、徐勤允许；梁荫南自己挂借二千，除薪水花红，不过数百，未可苛责深究。至于有关讯息，多由冯紫珊传出，而“紫珊与荫南则甚有意见，其言亦非可尽信”，因为“紫珊信冯镜如之言，然镜如大有吃醋之意，谓此局出彼名，而彼不得为总办。然以弟子度之，则与其用荫，不[如]（按：编者增一如字，意思相反，应去之）用镜也（镜与紫虽兄弟，然性情相去甚远）。而镜如日聒于紫珊，则紫亦不免有溢恶之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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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用人，梁启超自称：“去荫南之心，则怀之已数月，初以为来美数月必归，故姑且隐忍。今既不能速行，故使慧先办之，若仍不能，则非待弟子归不可矣。”“至于慧之之为人，弟子颇觉其诚谨而尽力，其欲在中国做事之热心，为商界中所仅见，故甚亲之。”但正月汇款，梁令其写汇单封入信中，黄说不如电汇之速，到美后欧榘甲屡接急电催款，问之，黄推说忘却。“此事慧之不知有意无意，有意则此人可绝，无意亦见其糊涂矣，故弟子近亦不甚喜之。然此人于商事诚致密明察，且此次随行受众人异常之款待，往往感激异常，谓若不尽心效力于党事，无面目见人，此亦其真情也。故将来商会或尚有可以用彼之处。”康有为建议改用李福基、董谦泰办译局，梁启超认为“殊不相宜，盖译局必须士人为之，即紫山已不甚合（紫熟印务是其长）。福、谦二人虽诚谨或过于荫，其在行则今犹不及荫也，只能为管银而已。然董津已足，何用二人。故此局若得擎一肯任，则大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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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译局的内弊早有察觉，“数月来为此事焦灼”，并多次与冯紫珊、麦孟华、何天柱等函札磋商。[207]他告诉徐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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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智事，弟决意欲易人者已久，不过难于接手之人，且非弟归无人肯破除情面耳。若弟不到美，此事必可早办，然为商会大局，不能不暂置彼。此人数月来通信与弟极少，弟亦极怒之，自去年十月以来切责彼之函，不下数十次矣。然既未得接手之人，一味严责，亦属无益，且恐他变，故隐忍耳。然今年尚当无甚大坏处，虽不甚称职，然诋之者亦太过，弟颇知此中情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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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无人接手，似非主因，根本还在他“认广智为其所经手之局面，不欲港澳使人来接替，而港澳攻荫南愈力，此先生当时最不平者也”[208]。9月1日，他函告何廷光：“广智书局事，现拟改由何擎一办理，必能更有进步。”[209]他推出何天柱，也旨在防止港澳方面的觊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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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梁启超的内部调整尚未完成，广智书局的内弊已东窗事发。1903年10月，徐勤由美洲返港，准备参加保皇会的首届大会，“道经滨、沪二处，同人多以攻击长者为事，弟闻之愤绝。译局办理亦非得人，近年来所以弄出种种支离谬妄之事，皆由一、二小人离间其间，欲握我财政而制我死命也”[210]。10月26日，他报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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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沪以来，见各人多怀异志，即同门亦然。弟子已日日大声疾呼，痛骂一切，故各人稍有畏心，不若从前之妄。……弟子自到东沪以来，大加鼓舞，小人畏惧，同门复亲，可幸。可幸。广智书局年结，日间已印刊，遍寄各埠。弟子若不到，即来年亦不能出，而大局真不可收拾矣。东沪之荒谬，顷已尽悉，尚可复救，然必须卓归乃可，所谓解铃须用系铃人也。为之阴险可畏，东沪人心如此，皆由彼播弄得来，彼现握款权，万无遽逐之之理，待卓如归，渐收还款权，乃可另图，夫子切勿操之过急，不然则译局之款，必归乌有（不必与通信，亦不必寄信来弟子）。弟子九月中旬即返港，乃面陈一切，荫南才短糊涂，心术尚不坏，然必不胜此巨任。此任弟子欲以陈昭当之，而以董津为管数，则此局极妥当矣。[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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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徐勤致函谭良，缕陈滨沪同人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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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去年在印中大病绝粮，子病，因无银请医而死，遭此惨事，稍有人心者，闻之当亦为之顾念，乃连接信电，哀哀求救，而皆谈笑置之，动云长者不过好骂人，欲取钱耳。滨、沪同人几与长者绝。凡有信往问各事，多不复。陈侣笙在《丛报》至十月之久，不复长者一函，其荒廖[谬]至此！……此中情形，弟返东乃知之。现卓尚日在小人诈术之中而不知，故弟已即函卓如，速速返东整顿一切。[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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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接徐勤告急，密电横滨，告以大约11月8日可返。徐勤获悉，“决与楚卿挟此人（即为之）先返东，与卓如清算各数，然后一齐到港，面禀一切，弟子故不即归港。此人手握巨款，倘一旦逃回粤中，则不了矣，故不能[不]先返东也”。“译局之数目，其大权全握于慧之一人之手，此皆卓如无知人之明所致也。商会事用人尤当留意，弟子近颇与荫南貌为亲浃，不然慧与彼一合，则更不了矣。故先清慧之之数，然后乃及他事（卓如一有电到沪，弟子即往东洋矣）。”[213]但后来梁启超因檀香山华民抗拒美国而延期，最快到12月7日才能抵达横滨。11月25日，徐勤得知康有为已经回到香港，本欲即归，因“译局腐败不堪，又不能不为之整顿清算，乃可行。弟子与卓如、紫山总须十一月初旬乃可归港也。卓如年来误用小人，几覆全局，可愤亦可怜也”[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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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徐勤因邝寿民日日迫归，再度报告康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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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七日港电悉。弟子本欲即返，但译局内情可危之至，荫南愚悍，为之阴险，十余万金皆握此二人之手，不明不白，真迫卓吊颈矣。此事有知而不言者（紫山之类），有不知而不能言者（孝高之类），弟子到滨沪几两月，颇知内事，故强挟为之返东算数，以清此首尾，然后偕卓等返港，妥商各事。不然为之一遁，则译局之股不知向谁收矣。累卓之声名尚小事，累大局之害大也，故不能不暂港局而复返东洋。弟子度此破除情面之事，无人能为卓办之者，故强留此，实苦不可言也。……十一月初旬卓如虽不暇即返港，弟子亦必先来归矣。[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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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前，徐勤还力保黄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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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彼为夫子□□之□而慧特捐二百元以为之倡，诚可感也。慧历年以来，主持大局，最诚且笃，其商才又为吾党之冠，夫子切勿为港中各豚子之言，而自败大局也。港中岂有一人可胜商务之任者，如必大攻卓、慧二人，而信任璪云、汝磐等，弟子必首先反对之，慧之时时来函皆力顾大局，港中豚子至诬为造受文倒盘、邵公抄家之谣，真冤哉！冤哉！[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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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数月，看法完全翻盘。其原因在于发现黄握财权而怀异志，欲借保皇会之款而致保皇会于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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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1903年的美洲之行，使梁启超的言革信念根本动摇，乃至最终放弃。8月19日他致函蒋智由，声明：“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较四个月前的“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为一大逆转。[217]从前港澳方面以“背长者”为词相攻诋，梁启超觉得委屈，却也坦然，一旦放弃革命，就不得不重新考虑与同门师徒的关系。向港澳同人认过是表现之一，向康有为屈服更体现其心意。他对徐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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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者处因相隔太远，而弟往书颇疏，故生出种种支离。实则弟自问一年来其对不住长者之举动极多，无怪其恼怒，一切严责之语，弟皆乐受。因长者知我为可责之人，乃肯见责也。前日之事实，或有实由弟之悖谬者，亦有出于无心，而既生支离后，愈滋支离者。今弟所自认悖谬之处，悉以诚心悔改，其他出于无心者，亦断无不可解之理。[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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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他接到康有为的来函表示谅解时，为之大慰，感到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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