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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意旨很快得到贯彻，1905年6月，保皇会在纽约举行大会，“公定新章，内有招待各埠同志一节，港中同志以华益公司及商报局地方均非宏敞，恐于招待不便，特创一中华酒店于本港上环海旁省澳轮船码头，地位极佳，店中铺陈，均甚精美，与西人各酒店无异，为中国向来所未有”。1906年2月8日，中华酒店开张，生意甚旺，但房舍太少，不足应客，拟再加扩充，定为有限公司，集股4万元（分为800股，每股50元）。各同志返国，入住该店，上等客房每日二元，二等一元，招呼极为周到，由芝加哥分会的李玉成负责。这时保皇会以《商报》为总机关报，销量达到5000份，为港中各报所未有。广东公学招生增至二百余人，商会招股也进展顺利。[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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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兴起，康、梁致电上海、香港、北京等地，呼吁大集志士，开会鼓动，向政府力争。[252]叶恩等即在港大开会，请客集众，通电政府及督抚。[253]稍后广东成立拒约总会，“公举总理四人，惠伯亦在其列。近已连日叙会，商议办法，已联络七十二行盖图章签名，立誓不销美货”[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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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保皇会大会的另一决议当为设立纽约代办总局，以便就近指挥。1905年12月26日康有为函示谭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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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纽约已设银行，而文款仍汇李奕尧，致问取多支离，不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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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纽约已设代办局，则文一切事当关白，而文以款直付港，不告纽局，又不报数。今纽局无所措，又不便明追生嫌，不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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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纽约总局我刻铜印，此只可我用，即纽局尚未宜。今文不告铭、雨而擅带出，不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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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定各埠到纽约换领凭票，我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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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定例“令纽局每复日报一次”。[255]汤昭、康有霈为掌管纽约财权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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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增设纽约代办总局的同时，对香港总局作了人员调配。1905年，保皇会鉴于“科举已废，中国立宪之机已迫，将来为学生世界，政党将由此起点。吾觉[党]目下有政党之质点，而无政党之材料”。若不多派党人留学，“将来不特政党不能分一席，而亦必在天演淘汰之例”。[256]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以及事业发展的需要，多名草堂弟子及其子女前往欧美、日本留学，香港人手不足。为此，康有为安排陈继俨回港办事。后者对此积极性很高，而康有为对他始终不太放心。1905年12月26日，康有为向谭良详述其用陈办事的内心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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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今以才自负，目空一切（昔在南洋筹款，鼓动邱菽园大款有功），以未大用，颇怀怨望（当时不大用之者，以是时穗田有力而执澳权，一切倚之，穗与仪大不睦而与镜好，故用镜不用仪。为此，仪不知内情而疑我偏信，镜如可解之）。其在檀入美（自来美五年），一筹不展，一圆未筹（卓如因此甚怪之。即如商会，彼不筹一文），此或其怨望之因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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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以才自命，吾在砵仑问其筹款，又无一策也。故吾虽爱其才而欲用之，生许多计较，一不似极亲之师弟，极似外人。在彼有怀而避嫌不自达，我亦知其故，故有深痛大怒而亦隐忍，不甚责之。然吾之于同学诸子，无不开心见诚，而于伊不能。既不能而共事，又彼意见极殊，多不奉命，不用之，则又怨望。此则伊有才而不□学道者之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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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今欲用伊办港事，吾已逆计伊将来不听命，必至撤差。至此时，则嫌怨益深矣。不用之，则伊无时不谓吾未一日大用之，伊不能分毫展其才，但怪谓吾不识人，有一范增而不用，是以致败。计今港局诸子之才，诚无比伊者。而穗近以贫怨望，又宜反其道以待之，故今日一试用伊最宜，伊必有小效，但必违命，至大怒撤逐。伊向来欲总办港事，以非彼莫任。今所云云，不满于约法三章耳。用不用，有此两难，汝以为如何？在吾意以为，已告伊，必当用之，以试其才，且以塞其七年怨望之怪心。即他日撤之，究是至亲师弟，与外人不同，嫌仍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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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各情，汝当一一与之辨解诘难以开之（汝可谓：师弟至亲，长者又极爱兄才，又念十年患难之师弟，非复寻常之交。长者之性，弟不可，则力争；师不可，则大责，不可怀嫌以相疏）。或令伊从我住一月半月乃归。文可明晰。消释一切，然后可用之也。[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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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一片苦心依然收效不大，几年来，保皇会的内讧和散漫已经使之焦头烂额，而这种状况尚未见底。1906年6月，由于叶恩等人经营不善，“港中商务大坏（鱼票全倒。彼等专权如此，可恨！）”[258]。后来保皇会再因振华公司案大起分裂时，美洲华侨有人列举叶恩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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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埠会长前年返国，到香港时，查华益公司开张三年，未做分毫生意，只用一私人叶碧泉办理云哥华“皇后”船包位事。三年以来，华益公司费用支出三万余元，只顾私囊，不顾大局。香港中人，至有谓华益公司为“包位公司”。……华益公司开张三年，一事不办，而忽承办渔票公司，省港同人，纷纷函阻，而叶恩不恤，竟擅提公款，承充渔票公司；如获利，则华益公司仅占四分之一；今亏本，则华益公司占全东，不独老本尽去，而附充亦一文无归。即缉私之洋枪所值数千元，渔票公司之什物所值数千元，亦尽归乌有。……故股东常谓华益公司者，无益公司也。……香港中华酒店当未入股之时，同人纷纷劝止切勿附股，不料叶恩弗从。附股后又所用非人，故内容腐败，而叶恩绝不过问。故由埠回港者，一入此酒店，莫不叹息痛恨。[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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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梁启超当初的描述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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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痛定思痛，“今拟尽收其权，散港局，不设总理人，撤惠伯，破情面而为之（今以我所在为总局），大加整顿，真无如何！”[260]1906年6月6日，依据纽约大会议定商法之条改定《商会改良章程》，其中多项内容显然针对香港总局。如第13条权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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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纽约议员集议，所有用人行政皆照美国商法，概归督办主持，以便事权划一，不致如前之号令杂出，无所适从，龃龉相抵，呼应不灵，各自专行，无所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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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条 权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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