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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1903年2月16日《高山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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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5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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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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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1903年2月16日《高山致康有为书》，《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4—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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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1901年梁启超《致李福基董谦泰书》：“前寄上译书局招股章程想已收到。尊处约集股几何，祈早日回示。”（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97页）关于广智书局，参见张朋园《广智书局——维新派宣传机构之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197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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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1901年9月19日梁启超《致李济骞书》，《康梁与保皇会》，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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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1901年8月25日岑子安、黄卓惺、陈文邨等《致罗省埠本会诸志义先生书》，《康梁与保皇会》，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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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1901年8月26日董谦泰李福基等《致谭张孝书》：“书局之举，现本会同志仅认捐百余，邀[缴]日或多不谅。”（《康梁与保皇会》，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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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 1901年9月19日梁启超《致李济骞书》，《康梁与保皇会》，第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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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 1902年6月7日黄慧之《致罗省技利埠列位同志仁兄书》，《康梁与保皇会》，第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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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1902年8月14日梁启超《致叶恩李福基等书》，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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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1902年6月7日黄慧之《致罗省技利埠列位同志仁兄书》，《康梁与保皇会》，第363—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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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1902年10—11月前梁启超《致贵埠保皇会列位同志义兄书》：“制纸实为现今第一大利权，非二十万元以上不能开办。现袁制军委我同志高君办理，自愿附股四万两，惟高君不欲收官股，若商会能成，以吾党之力自办之，则妙矣。”（《康梁与保皇会》，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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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00—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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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1902年10—11月前梁启超《致贵埠保皇会列位同志义兄书》，《康梁与保皇会》，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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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1903年2月25日《朱锦礼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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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1903年1月3日黄卓惺致函谭良：“译书局生意大畅，惜财力不足，今再招股份以扩充之，嘱敝埠同志踊跃维持，敢不认命！昨由日本黄君慧之付到章程，遍语同志，多愿附股，刻已商知子埠，待科得多寡，再告吾党。欲建维新事业，先握才、财之权，商会固应急力。收回外溢利权，尤须广育人才，以固后劲，一俟章程颁到，当即鼓舞同志，竭力付骥尾，以副公等之雅意云尔。”（《康梁与保皇会》，第297页。另参见该书所收1902年12月14日《董谦泰李福基等致谭张孝书》，第306—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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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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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1903年4月15日梁启超《与勉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9—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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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1903年2月16日《高山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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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20—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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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均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3—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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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1903年2月26日康有为《致叶恩徐为经等书》附言，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52—53页。1904年康有仪向梁鼎芬揭发：何穗田“今为伪保皇会管数要员，兼逆党公益商局要员，曾托名开广西全省之矿物，由会内花三十余万金以畜土匪游勇，此数或其浮开，然曾见其数。汉事败后，旋改用廷光之名，以捐道衔，一以示与康逆反对，一为保皇之商局地步，掩人耳目。今年瞒禀善后局，备资出洋，调查商务，领得批准谕后，即仿摹多份，给与逆党，冒充何氏，分赴各埠敛金，以赍盗粮”（孔祥吉：《晚清史探微》，第220—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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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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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1903年2月16日《高山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3—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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