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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 1902年6月7日黄慧之《致罗省技利埠列位同志仁兄书》，《康梁与保皇会》，第363—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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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1902年10—11月前梁启超《致贵埠保皇会列位同志义兄书》：“制纸实为现今第一大利权，非二十万元以上不能开办。现袁制军委我同志高君办理，自愿附股四万两，惟高君不欲收官股，若商会能成，以吾党之力自办之，则妙矣。”（《康梁与保皇会》，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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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 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00—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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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1902年10—11月前梁启超《致贵埠保皇会列位同志义兄书》，《康梁与保皇会》，第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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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1903年2月25日《朱锦礼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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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 1903年1月3日黄卓惺致函谭良：“译书局生意大畅，惜财力不足，今再招股份以扩充之，嘱敝埠同志踊跃维持，敢不认命！昨由日本黄君慧之付到章程，遍语同志，多愿附股，刻已商知子埠，待科得多寡，再告吾党。欲建维新事业，先握才、财之权，商会固应急力。收回外溢利权，尤须广育人才，以固后劲，一俟章程颁到，当即鼓舞同志，竭力付骥尾，以副公等之雅意云尔。”（《康梁与保皇会》，第297页。另参见该书所收1902年12月14日《董谦泰李福基等致谭张孝书》，第306—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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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 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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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1903年4月15日梁启超《与勉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9—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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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1903年2月16日《高山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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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20—2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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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 均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3—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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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 1903年2月26日康有为《致叶恩徐为经等书》附言，方志钦主编：《康梁与保皇会》，第52—53页。1904年康有仪向梁鼎芬揭发：何穗田“今为伪保皇会管数要员，兼逆党公益商局要员，曾托名开广西全省之矿物，由会内花三十余万金以畜土匪游勇，此数或其浮开，然曾见其数。汉事败后，旋改用廷光之名，以捐道衔，一以示与康逆反对，一为保皇之商局地步，掩人耳目。今年瞒禀善后局，备资出洋，调查商务，领得批准谕后，即仿摹多份，给与逆党，冒充何氏，分赴各埠敛金，以赍盗粮”（孔祥吉：《晚清史探微》，第220—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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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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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1903年2月16日《高山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13—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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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1903年3月29日徐勤《致子山我兄足下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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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1903年4月7日《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23—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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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 1903年4月12日《与勉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8—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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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 1903年3月30日黄慧之《致孺博紫珊伯笙孝高诸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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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1903年4月1日梁启超《与勉兄书》，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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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1903年4月7日《徐勤致康有为书》，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223—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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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9—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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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 1903年《与勉兄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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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 《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24—3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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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8页。此函何天柱（擎一）注为“不知内情者以为此书是实情，乌知其别有深意耶。寿民为不满意先生之人，借广智事以攻先生，所谓积弊如山者，不知何所指，寿民在港并未到沪，此函可删”。何擎一虽然稍后负责局事，却明显站在梁启超一边，所言有不尽不实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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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 1903年3月29日徐勤《致子山我兄足下书》，《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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