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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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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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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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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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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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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方小太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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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代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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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佐木四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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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佐友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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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第二版） 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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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首版，倏忽十载。其间追摩前贤，随时有所校订，又陆续收到师友同好的意见提示，指出文字材料以及史事的一些具体问题，遂专用工作本予以标注，留有以待。著述不在博一时之誉，而要力争留得下去，敝帚自珍，便是不苟且的开端。近来北京大学出版社有意再版，于是将书稿通校一过，自觉尚无大的调整的必要，只做了若干技术性改动：一、校正或补注个别字句的错误。二、调整、增加自然分段。三、依照现行规定统一规范注释。四、重新编排征引文献。五、将人名简称改为全称，以免混淆。六、增附主要人名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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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几点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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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勤王，很能体现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以及政治的诸多秉性。一旦国家民族面临巨大危险，各种身份地位态度迥异的个人派别往往能够相互沟通，虽然目的不一，却又彼此兼容，妥协合作，以求聚集能量，奋力一搏，挽救危局于大厦将倾之际。今人治史，学习域外，以整体史相标榜，实际操作却分门别类，画地为牢，整体全貌反而散失。中国社会，虽然分合不定，可是大小传统，大小文化，大小历史，长期并存互渗，相互联通，甚至根本无从区分。用域外生成的分层分类办法加以解读，难免削足适履。坐井观天固然不知天，坐井观井也无法得知此井与彼井究竟有何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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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角逐没有永远的敌友，各种政派之间，关系错综复杂，远非教科书式的此疆彼界所能截然划分。而且中国为伦理社会，血缘、姻缘、地缘、业缘等社会纽带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即便生死相争的拼斗背后也有割舍不断的千丝万缕。庚子勤王，上下内外的联系错综复杂，最能体现上述各节。其中许多史事，不仅意料之外，而且匪夷所思，对于时下各种有招的范式解读无疑构成极大挑战，确证事实胜于雄辩的故训，昭示学人应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念研治全然单体的实事，不受任何招式的束缚，才能看出个别之间无限延伸的联系，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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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关于庚子勤王的认识，受康门师徒的有意误导、材料的隐秘晦涩以及后来观念的影响，解读史料，叙述史事，偏差过大。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梳理解读材料，尽可能近真地重现史事，便成为立说成败的基础。为此，自然要做大量的史料史事的考辨。只是拙著的重点，在于通过史料的排列辨析重现史事，并以尽可能通达的方式加以叙述。按照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看法，将材料梳理清楚，史学的功能已毕。如果不是望文生义地理解什么叫作近代的史学就是史料学，如果明白将材料梳理清楚有多少玄奥和深意，如果懂得考证是聪明的事业，这一说法并无不妥。当然，简单理解也不免滋生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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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首要，在于恰当处理新旧材料的关系，由此可以不断近真并得其头绪。研治庚子勤王的历史，相当典型地体现出旧材料一经与新材料融通，立即成活一片的意境，既可发覆，亦能贯通。若是基本材料和事实不熟，即使看到重要的新材料，也不能敏锐捕捉，更无法用得其所。只有打破以类型预设价值的误解，对所有材料一视同仁，以史家良法爬梳比勘，善于把握运用，才能超越老吏断狱，不仅实事求是，而且以实证虚，从伪材料可见真历史。而要做到上述各节，背后仍以宋代的长编考异之法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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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或有所谓史与论之辨。尽管事实胜于雄辩已成俗语，不少学人仍然认为，历史的叙事与说理应分为两端，而且相比之下说理显得技高一筹。无论有无说理的必要或高明的意思，总要端起说理的架势。而所说之理，并非由所治之史事蕴育总结而来，大都不过是以域外之陈言为华夏之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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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论之分在20世纪前半叶相当少见，虽然周予同等人将史家大别为史观、史料二派，一般学人还是知道高下之分，既不能以抄撮为著述，也不能用材料套架构，所以高明者不可能单靠一面而能深入前人前事的本意本相。即使有所侧重，也不至于偏于一端。况且，史观能否贴切，根本仍然在于是否能够恰如其分地条贯材料与史事，理解本意，重现本事。那些看似头头是道，其实距事实真相甚远的理论，只能是面向庸众与外行的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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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为题，并非图个方便而已。原拟最后再写一章，梳理参与庚子勤王的各方各人在直到民初政局变幻中的行事。清季不必论，民初政党林立，仍然可见这些人的身影。尽管其中有的似乎已经显得不太重要，可是如果注意到这一层面，对于民初的历史认识会深入得多。只是本书篇幅已经够长，而要说清楚后续的史事仍需长篇大论，考虑再三，还是另起炉灶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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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师友的提点已经吸收之外，还有一些意见未作回应或调整，于此并非充耳不闻或视而不见，而是觉得所说于拙著或有误会曲解，或尚在已知的层面之下。有心人当细读原文，体察原意，不必为浅学的指陈所惑，轻信隔膜扭曲的转述，以免将他人强加的错解等同于在下的本旨，包括将所征引的材料视同本人的意见。历史研究，是要通过梳理材料重现史事本相与前人本意，不能也无法增减意思。即使想要增减，也是徒劳无功。而关于史事的记述各不相同，各自的罗生门正是历史的组成部分。恰当的历史叙述，就是在罗生门的错综复杂之中，通过知其所以然逐渐近真并得其头绪。史家的主观能动作用，在于比勘互证，拼合连缀，揭示表象背后的内在联系。事实如此，无法变更，至于赞成与否，另当别论。若是材料不足征便妄加揣度，不能阙疑，就会超越史学的界域。也就是说，正因为如何叙述仍有主观，而史学的本质必须客观求真，所以史家应当尽可能限制约束自己将主观直接加入对史事的叙述之中。所谓以俱舍宗治俱舍学，即在前后左右宗的五花八门中把握学的要领，不能得法，以为征引陈述即为史家的意见，便是将宗混同于学，未免误解太深。至于以谬误纠正解的无知无畏，更是不在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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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讨论已出著述，至少应在已知之上。否则，斜对面立论，真不知从何说起。例如，庚子勤王，牵连众多，各有盘算，不宜简单分类。历史上的人与事，都是单体，没有相同。历史的中心是人及其活动，无名无姓的历史大都不得已而为之，千人一面的历史则是浅人的近视。即使顾及个别，也要力求接近，以免误会曲解。大凡留名史册的人物，都有过人之处，后来者若自以为是，妄加揣度，强作解人，势必混淆颠倒。至于群体研究，因为缺少个性化的连续资料，不得已而做些分类归纳的整理，图个方便而已。若是视为理所应当，则本末倒置。所以治史必须见异，全同之处即无从下笔。或者不察，对于人事的千差万别视而不见，反而寻求等而下之的归类，不但舍近求远，甚至南辕北辙。诸如此类，虽然可以蒙蔽外行于一时，若自以为得计，则不过自曝其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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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生治学，已经数变。学无止境，只要不自满自得，总有提升进步的空间。不自满就要有所变化，求变并非花样翻新，而是学问精进，不能只是改换题目，于同一水平线上不断重复。根本巩固，则万变不离其宗，不必随波逐流，可以更上层楼。其中乐趣，怡然自得之余，亦可留有以待前贤及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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