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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王鼎杰生于1980年10月，祖籍安徽砀山，生长于江苏丰县。因家庭环境影响，他自幼喜爱历史和军事。在小学时期他就对中国古典名著进行了系统的阅读，对传统兵学著作着力尤深。进入初中后，他开始系统阅读前四史和《资治通鉴》，并开始将棋类兴趣由象棋转往围棋，同时开始注意世界战争史问题，并逐渐意识到要弄清楚1500年以来的中国史，必须先弄清楚相应时段的世界史。他的阅读，也从纯战史和名将传记，逐渐拓展到军事理论领域，将《战争论》等西方兵学经典著作及富勒等人的经典战史著作反复研读，并开始思考围棋中的战理。在高中时代，受《万历十五年》和“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影响，他开始关注海外中国研究成果。高三时他写了三篇文章，分别对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洋务运动的失败进行了反思，构成他后来三部专著的思想源头（《当天朝遭遇帝国》、《李鸿章时代》及本书）。同时，为研究中日关系，从高三时他开始自学日文。但由于课外精力消耗太多，科场不利，最终他进入徐州教育学院，就读于“政史地综合文科实验班”。在这里，他系统修习了经世儒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学、地理学和战略学。毕业后他做过高中历史老师，当过自由撰稿人。进入而立之年后，他自感虽所学较广，却未能系统为一，又闭门谢客，在老家的旧宅里，用了三年时间系统研读国际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历史学的经典著作，致力于方法论的融合和分析模型的建立。2012年底经朋友推荐，他携家人赴京，从事智库工作。本书所涉课题的研究，反映出我国年轻学者在国家战略研究上的新突破，虽然在一些观点上仍有可待探讨之处，有些论证亦嫌单薄，但毕竟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前几年，我读徐弃郁先生所著《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亦曾有过同样的惊叹与欣喜。这表明，中国战略研究的新生代，已经走出翻译外文专著和编辑资料的时代，开始成熟起来，有了自己独立的思索和成果，这对于面临和平崛起民族复兴伟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学术界是非常重要的。以史为鉴，对于我们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也很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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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美国原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预言，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世界占有军事优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尖端科技领域地位领先，“美国文化”具有吸引力。不过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他预计到2015年左右，美国将失去世界霸权地位。为了未雨绸缪，需要早作准备，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为此，美国必须防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任何一种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的出现。转眼，我们已经步入2015年。本月，在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备过程中，美国老牌盟友英国带头掀起加入浪潮，冲破了美国对于发达国家加入亚投行的重重阻挠，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经济开发战略，正在吸引更多的国家的关注和投入。世界在越来越大地变化着，像王鼎杰这样，认真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冷静地剖析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上曾经失败的关键节点，就显得尤为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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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31日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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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引论战争不复盘，历史无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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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甲午败战至今，已历120年。这场战争对中日两国近代国运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造成的巨创尤其令国人刻骨铭心。所以，自这场战争结束的那一刻起，关于这场战争的反思、研究、争鸣便层出不穷。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似乎早已成了一盘被翻炒过度的冷饭。然而，当我们从数量的堆砌中冷静下来审视时，又不能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中日两国对这场战争的研究均远说不上透彻，而我国的相关研究尤其存在某些严重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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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中日甲午战争研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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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中日两国的甲午战争研究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从源头处我们就已经落了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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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78年日本从德国引入参谋总部制度开始，日军便非常注重战史资料的记录和保存。甲午战争期间，自大本营、参谋本部、政府各省，直到参战各单位，均留下丰富的资料。函电、汇报亦多得保存。战后又编纂了卷帙浩繁的《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廿七八年海战史》、《日清战争实录》等多部专著。再加上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传记，局外人士、机构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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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清政府则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意识，不仅对一线的原始史料缺乏记录、保存，事后亦无相关机构进行反思和系统研究。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中方甲午战争史料，绝大多数都是些完全不懂军事的文人想当然的评论。或者便是出于派系斗争互相攻讦的产物。此外，亲历者的著述中，也大多是一些幕僚、师爷在为自己及自己的主官辩护、赞扬。其中具有军事研究价值的资料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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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的120年内，日本方面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基本能做到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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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为不断发掘新史料。如中塚明发现《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草稿本，及其结合解密的外交档案重新解读陆奥宗光的回忆录，都是国人迄今尚未充分吸收消化的研究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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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注重战史细节问题的探究。如斋藤圣二对甲午战争中运输问题、军用电报线问题的研究，[2]黛治夫对舰炮问题的研究，[3]桑田悦对双方战争指导、作战过程得失的研究，[4]均为国人所不及。至于就武器、关键战斗、战争指导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的作品亦不在少数，且迄今鲜为国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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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较能持之以恒，新研究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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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对甲午战争的研究，虽然也产生了《甲午战争史》（戚其章）、[5]《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石泉）[6]等优秀著作，但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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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质量的作品数量极少，宣传性质的书籍远多于研究性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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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较少学者能对甲午问题进行持之以恒的研究，大多是在满百纪念年扎堆出书，颇有过节色彩，节前一拥而上，节后一哄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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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界、军界、学界、民间之研究团体和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沟通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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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系内的研究机构率多满足于解释政策和用历史达成宣传目的，而较少深刻的研究。体系外的研究者又率多屈从于市场和媒体，务求哗众取宠，甚至公然抄袭、以讹传讹，严重缺乏规范性和专业性。本该发挥主阵地职能的学术界则自我封闭于“211”、“985”、核心期刊、项目经费的幻境中，画地为牢，自说自话，乃至不乏自“愚”自乐、自欺欺人者。专业期刊则与职称晋级挂钩，率多染上排队买版面、发文看头衔的陋习。这就严重阻碍了深度研究的展开，更严重压缩了年轻学人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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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比之后，不能不承认，国人对甲午战争的研究貌似热烈，实则大多闭门造车、思路有误，不仅自身成效有限，且完全不关注海外研究成果，实际上已落后于日本对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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