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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为不断发掘新史料。如中塚明发现《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战史》草稿本，及其结合解密的外交档案重新解读陆奥宗光的回忆录，都是国人迄今尚未充分吸收消化的研究成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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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为注重战史细节问题的探究。如斋藤圣二对甲午战争中运输问题、军用电报线问题的研究，[2]黛治夫对舰炮问题的研究，[3]桑田悦对双方战争指导、作战过程得失的研究，[4]均为国人所不及。至于就武器、关键战斗、战争指导机制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的作品亦不在少数，且迄今鲜为国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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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较能持之以恒，新研究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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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国对甲午战争的研究，虽然也产生了《甲午战争史》（戚其章）、[5]《甲午战争前后的晚清政局》（石泉）[6]等优秀著作，但总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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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质量的作品数量极少，宣传性质的书籍远多于研究性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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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较少学者能对甲午问题进行持之以恒的研究，大多是在满百纪念年扎堆出书，颇有过节色彩，节前一拥而上，节后一哄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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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界、军界、学界、民间之研究团体和研究人员之间的交流沟通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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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体系内的研究机构率多满足于解释政策和用历史达成宣传目的，而较少深刻的研究。体系外的研究者又率多屈从于市场和媒体，务求哗众取宠，甚至公然抄袭、以讹传讹，严重缺乏规范性和专业性。本该发挥主阵地职能的学术界则自我封闭于“211”、“985”、核心期刊、项目经费的幻境中，画地为牢，自说自话，乃至不乏自“愚”自乐、自欺欺人者。专业期刊则与职称晋级挂钩，率多染上排队买版面、发文看头衔的陋习。这就严重阻碍了深度研究的展开，更严重压缩了年轻学人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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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比之后，不能不承认，国人对甲午战争的研究貌似热烈，实则大多闭门造车、思路有误，不仅自身成效有限，且完全不关注海外研究成果，实际上已落后于日本对此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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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中日败战研究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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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仅单纯地对比中日两国军界、学界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尚有一层不对称关系，即甲午战争对中国是一场刻骨铭心的惨败，对日本则是对外扩张的胜利开端。按理，我国学人更该深入研究这场战争才对。反之，站在日本的立场上，类似刻骨铭心的事件当推二战。故而，与其将中日两国关于甲午战争的研究做对比，倒不如将中国研究甲午战争的成果，和日本研究太平洋战争的成果相对比，在败战研究这个尺度上看两国的反思角度和反思力度，反而更有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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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日本研究界而言，甲午战争颇有鸡肋之感。因为，从胜利的角度讲，讲甲午不如讲日俄——毕竟后者是抗击欧洲列强的胜利，且可与日后之美俄对抗相呼应，增强日本在抗俄阵营中的地位。如言失败，则研究甲午远不如研究二战更让日本军、学两界感兴趣——毕竟太平洋战争真正把日本打痛了，对日本来讲这是刻骨铭心的经历，一定要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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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二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日本军政精英中已经有人开始反思，为什么这场战争会爆发？以及为什么打成今天这一步？当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日本陆海军为了掩饰战争暴行，同时开始大规模地焚毁文件。但几乎与此同时，很多日本军官，尤其是参谋军官，开始想尽办法保存资料，其目的是有朝一日通过深入研究这场战争来真正超越这场战争，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从而不再失败。一些政治、外交系统的官员也随之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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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批前日本军政精英企图从实战角度反思二战，立即引起美苏等战胜国的警觉。在两强的强力干涉下，相关研究工作被迫转入地下。直到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定扶植日本充当远东战略防波堤，对日本的战史研究禁令才得到松绑，目的就是让日本不要自废武功。美国放松管制之后，日本军政精英立即毫不犹豫地尽量利用此种空间，有组织、有计划、有体系地持续研究。这个研究计划最终形成的成果，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著名的102卷本《大东亚战争战史丛书》（俗称公刊战史）。[7]为了编写这套书，光是筹划组织，就用了35年。直接编撰的时间为20年。从第一卷出版（1966年）到最后一卷刊行（1980年），历时15年。内容涉及各战场、各层次、各时段。这就是日本的败战反思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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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部书毕竟还是属于官修史书性质的“公刊”战史，参与编修者都有二战经历。优点是切肤之痛在身，自然不敢不深入研究。但利害关系也在身，难免门户之见、党同伐异。很多民间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对这套书是颇有微词的。但相关研究者绝不限于批判，而是要建设性地填补空白，直陈得失。故而，日本民间的相关研究更不容忽视。相关类书、套书，不出版则已，出版便动辄数百卷规模。如“历史群像”的太平洋战史丛书、PHP智库的战史文库、朝日社的航空战史书系、光人社的NF文库，都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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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甲午战争对中国同样有断股裂颈之痛，但我们的研究却显然远未达到类似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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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相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中日双方的败战反思，又是日本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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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战争史该如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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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甲午战争研究，终究只是胜于中国，如果立足世界战争史研究的水准看中日，就会发现，中国的相关研究固然非常不足，日本的研究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其中关键就在于研究战争史之方法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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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之推陈出新，无外乎两大关键：一为新史料之发掘，一为新方法之使用。战争史研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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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史料而言，中日两国遗存史料均可谓汗牛充栋，业已整理者可谓九牛一毛，都还有极大的发掘空间。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史料之多寡对历史研究固然重要，但如不能正确使用，则史料虽多亦无用。所谓兵不在多而在用，正是一个道理。这就引出了方法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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