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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极具哲理，但放在中国近现代战争史研究的大背景下，却又极具误导性。盖如“空谈”，则无论是战前之政，还是政后之战，都是小儿科。如认真研究，二者正不可偏废。从本末关系上讲，确实是政治统摄军事，但中国在农业文明时代浸淫过久，习惯于技术变革缓慢、科学性低、艺术性高的传统战争，所以多侧重战前之政的分析，而忽略政后之战的研究（唐德刚先生念兹在兹的《资治通鉴》就是这样一种思路下写成的史书[9]）。影响所及，自甲午败战120年来，各种盘外分析铺天盖地，盘内的检讨却少如凤毛麟角，不能不说是潜意识里受了传统战争观的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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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讲，战争很像医学，也是高度技术专业化、理性化的行业，且二者都无法进行活体实验。故而医学注重临床案例之记录、研究，战争则注重战争历史的记录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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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类似的是，假如一个人生了病，首先应该做的就是看医生——无论是中医、西医，其为医则当为一。就算医生全是庸医，我们要谋求的也首先应是想尽方法提升医生、医院和相应教育机构之能力，而绝不应是因为对医生失望，就转而迷信神汉、巫婆乃至邪教领袖。这本是极其简单的道理，岂料在中国战争史研究领域，却长期遭到了无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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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在研究甲午战争时，当然可以随意选取视角进行研究、解读。但任何视角都不能无视更不能替代一个最基础的事实：甲午战争首先是一场战争。因而，其研究首先应符合战争研究之内在理数和专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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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孙子所言，战争是“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如不能从实战角度进行深入剖析，则一切研究、解读都是空谈。如果一个国家的战争研究也堕化为象牙塔里知识分子的智力游戏，甚至变成一种说书式的调侃、演义或文学化的抒情、叹咏，则只能说明，一种比清谈误国更恶劣的风气已经开始蔓延。笔者认为，战争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如下四根支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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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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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劳塞维茨早已指出的那样，战争是政治的暴力延续。[10]故而，从目的上讲，战争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具体到像甲午战争这样的外战，则可视为国际政治问题的延伸。所以，研究战争史必需具备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的知识基础。研究像甲午战争这样外战性质的战争史，尤其应具备国际政治学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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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军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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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过程上讲，战争主要体现为军事对抗。故而，研究战争史应具备的第二个专业基础即军事学。如军事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事地理学、国防经济学、武器装备学、后勤学、军制学、军法学、军事技术、军事教育、军事思想等等，皆为其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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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战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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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500年以来，战争的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军事专业也日趋发达，从而引出军事集团以专业化为借口摆脱政治控制的恶果，为了维持目的和手段的平衡，更为了有效地指导战争，乃有“大战略”（grand strategy）的出现（详情参阅本书正文“战略机遇之争”），并逐步发展为独立的战略学，此即研究战争史所必需之第三种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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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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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战争史毕竟仍是历史，故而，历史学亦必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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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政治学及国际政治学、军事学、战略学和历史学是研究战争史的必备基础。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研究对象之特征，当然可以“多多益善”地叠加次级知识（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但此四大支柱为必不可缺之基本支撑，则无疑问。也必有了这样一种立体的知识结构，才能找到恰当的方法论，以无厚入有间，切中肯綮、游刃有余。假如只是立足历史学的单一视角，满足于厘清人物、事件在时间、空间轴线上的分布，则不仅严重地限制了研究的质量和层级，甚至无法有效甄别史料本身——这就像一个根本不懂物理学的人无法写出优秀的物理学史是一个道理，越是专业性的史料越需要超历史学的专业知识进行判读，否则，必将是连人物、事件在时间、空间轴线上的分布本身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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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隐藏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即在于，战争史研究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研究工作。没有哪个只懂纯历史学的学者敢触碰医学史、法学史和数学史，原因就在于相关研究的专业性极强，不容外行随便发言。战争史研究同样如此，如不能树立必须的门槛和标杆，所谓存亡之道、以史为鉴，都只能是自欺欺人的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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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历史可假设，战争须复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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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幸的是，自晚清以来，我国的战争史研究长期为不同时代的宣传需求所左右，连严肃的纯史学研究要求都难以达到。少部分能沉潜于历史研究者，却又多陷入“史料即史学”的误区。此种思维在一般历史研究中的误导性前人早有反思，[11]而其对战争史研究的误导更为严重，却一直缺乏相应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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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史研究领域，“史料即史学”的错误，正等同于“情报即军事学”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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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论，战争迷雾（the fog of war）无处不在，[12]战争中的情报或者数量太少，或者太多，或者姗姗来迟，或者与事实大相径庭。而战争本身又处在剧烈的变化之中，企图通过充分的情报搜集来致胜的想法是最大的战争乌托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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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即使一方通过某种方式单方面驱逐了战争迷雾，摩擦力、偶然性、概然率也还在影响着战争的每一个环节。所有这些未必会以“史料”的形式直接保存下来。越是临机性的决策，往往越缺乏权威的原始史料。更何况从兵者诡道的角度讲，很多战争决策出于保密的需求，不仅不会形诸文字，反而要层层掩饰其真相。故“军人靠判断和推理行事”（刘伯承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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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进行中的战争离不开判断和推理，对过往战争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判断和推理。正如同进行中的战争不能单纯依赖情报，对过往战争的研究也不能单纯依赖史料。在这里，历史清晰地展现出明暗两条线索，所谓历史明线，指可以使用史料直接呈现之史实，其还原主要靠史料的搜集、梳理、陈述；历史暗线则指必须通过分析、解读、研判史料始可呈现之历史事实，其还原主要是对史料的判读。具体到战争史研究领域，史料本身的局限已如上述，如果再考虑到战后尤其是战败后很多资料的封存、遗失和人为毁坏，更可知欲通过直接使用史料来呈现战史是完全不可能的。一旦脱离了专业的思考和判断，则不仅单纯的史料堆砌无益于后人反思历史，甚至连史料的甄别、使用本身也会出现严重偏差，终致单纯地还原历史连带也成为不可能之事。由此可知，那种企图纯粹依赖史料本身展示历史真相的想法，是一种在现实世界根本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这就是为什么近百年来，很多国内学者明明已经掌握了第一流的史料，却写不出第一流的史著，根本原因即在于思想上的画地为牢和知识结构的扁平单一。其背后所隐藏的更深层次问题就是：历史能否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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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作为既成事实的历史结果而言，任何假设都是苍白无力的。但从“以史为鉴”的角度，对于历史过程的各个环节，后人恰要勇于假设才能超越历史。战争史研究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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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战争的过程，是对抗双方或多方之不同选择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作为事实的历史即现实选择交互作用的结果。而那些被放弃或未被充分发掘的选择，就构成了未曾发生的历史，其中蕴含着大量未经充分检讨、推敲的历史殷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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