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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23—24页，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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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阅王尔敏：《20世纪中国非主流史学与史家》。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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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战争迷雾的理论源自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但克氏并未直接使用这个名词，而只是提出了概念。参阅《战争论》，第1册，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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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包括长期被史学界奉为情报致胜经典案例的中途岛海战，情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非常有限。“所谓‘密码破译’，本质上并不是意味着美国海军可以随心所欲地阅读对方的全部通讯信息。美军只能在海量的信息流中截取少量的交换码，平均每天可以截获日本海军大约60%的信息流量。当然，由于时间和人手不足，只有40%的信息可以得到分析。就是当时，面对这些截获的信息，美国密码分析专家也不可能破解超过10%—15%的密码组合。因此，就密码破译本身而言，尽管非常重要，但也不是万灵药。”参阅：乔纳森·帕歇尔、安东尼·塔利：《断剑——中途岛海战不为人知的真相》，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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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尼尔·弗格森：《未曾发生的历史》。安德鲁·罗伯兹：《假如日本不曾偷袭珍珠港》。特索拉斯等著：《谁打败了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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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一局近代中日对抗格局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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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关系史的主流是对抗。这是无需遮盖也无法遮盖的事实。甲午战争既是这一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组成部分，又是这一过程导致的一个历史结果，最终又强化了对抗的事实。对甲午战争进行实战复盘的起点即在于：近代中日两国何以落座在这盘棋局的两端一争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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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一节 交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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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代第一个深度关注中日对抗问题的国人是薛福成。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后，他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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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豪杰论交邻之道不外两端：诸葛亮之以蜀抗魏也，知吴之可结为援也，故曰释怨以联合；伍员之为吴谋越也，以其同壤而世为仇仇也，故曰去疾莫如尽。今与中国同处一洲之内，而国势稍足自立者，莫如日本。论外侮之交侵，不能不树援以自固也，宜有吴蜀相亲之势。然日本人性桀黠，藐视中国，彼将以远交近攻之术，施之邻邦也，实有吴越相图之心。其机甚迫，而其情甚可见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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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薛福成扣住“交邻之道”展开分析，可谓深具战略洞见之论。其从历史中提取基本模式引古证今的思路更深具智慧。其不足则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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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侮之交侵”过于笼统，未能精密分析当时中日两国面对的具体威胁，自然也就无法进一步对双方的国策选择进行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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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分析日本放弃对华联盟战略时所依据的理由（日本人性桀黠，藐视中国）过于主观。至于“远交近攻之术”只能描述日本行动的事实，无法阐明其如此行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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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正在于：抛开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证伪的民族性和情感态度不论，是哪些理性因素导致中日没有形成“吴蜀相亲之势”，却走向了“吴越相图”的持久对抗？又是否可以不走上这条对抗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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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我们更深入地去分析薛福成提出的核心问题：交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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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关系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四种状态：一为对抗，一为联盟，一为追随，一为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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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的实质是斗争，斗争的目标则是权力（power）——一种可以让对方按我方意愿行事的能力，哪怕这个意愿是对方所不乐意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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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盟的实质是合作，其目的或为对抗共同威胁，或为开拓共同利益，或二者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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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的实质是服从，无论是源自意识形态的认同，还是出于理性的实力权衡，只要一方决定按照对方的意愿行事，即相当于服从。具体又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心甘情愿式的追随，一种是迫于力量悬殊和利害得失被迫进行的追随，一种是韬光养晦式的追随。第一种追随与意识形态认同密切相关；第二种追随则与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强制密切相关；第三种追随则属于策略性追随，本质上是一种“搭车战略”，只要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就会抛弃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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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和的实质是平等前提下的非对抗状态。[2]“平”意味着二者关系平等，不存在一方强制另一方按自己意愿行事的现象。“和”则意味着既不产生相互冲突，也不联合起来去与其他国家冲突，如产生争端则以协商方式解决。其得以维持的前提为：（1）双方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的利益冲突，所以可以靠协商来达成相互妥协；（2）双方势均力敌（或双方均不具备威胁对方的有效手段，或双方能够维持力量均衡），从而遏制了冲突的发生；（3）存在第三方强国维持着“黄雀在后”的姿态，两国一旦发生冲突就会让此第三方收渔人之利。但这第三方又不会或不能主动侵袭二者，使得两国既不敢轻易互相冲突，又没有组成联盟的迫切压力，从而维持一种强制的平和状态。上述三个前提至少应存在一条，才有可能形成平和关系。符合条件愈多，则平和程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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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邻近性国家关系这个特殊尺度上，可以发现，邻近性国家间最难以维持平和关系。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战争都发生在邻国之间。原因即在于，人类归根结底是一种陆生动物，除非某一天人类可以直接在水中和空中生存，不然，陆地空间将恒定是一切国家赖以存在的根本条件。这又造成两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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