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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邻近性国家关系这个特殊尺度上，可以发现，邻近性国家间最难以维持平和关系。古往今来的绝大多数战争都发生在邻国之间。原因即在于，人类归根结底是一种陆生动物，除非某一天人类可以直接在水中和空中生存，不然，陆地空间将恒定是一切国家赖以存在的根本条件。这又造成两方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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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家利益的根本在于确保领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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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面战永远是最具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尽管往往也是成本最高昂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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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邻近国家显然最易于威胁到对方的根本利益，并最适于向对方发起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再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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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富是军事力量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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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攻性力量和防御性力量可以互相转化，造成武装力量难以做进攻和防御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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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国际关系领域，动机最易变也最难研究，但力量的变化则需要一定时间段，故而国家间的威胁判断主要依赖能力判断，而非动机判断。我方可以放弃战争，却不能确保对方不选择战争。所以孙子才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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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点和前述两点结合在一起后，造成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邻近国家间最易于产生根本性的利益纠葛，同时又最难维持力量平衡，这就意味着前述维持平和的三大前提条件中的前两个条件非常容易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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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样是源自这种邻近性，邻近国家之间又最易于互相支援，此即“远亲不如近邻”之谓。同时，当面对共同威胁的入侵时，邻近国家如不能及时互相支援，又最容易造成唇亡齿寒、被逐个击破的效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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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无论主观动机如何，单以客观形势而论，邻近国家之间最难维持的就是平和状态，而大多趋向于或追随、或对抗、或联盟。鉴于韬光养晦式的追随本质上也是一种对抗，而心甘情愿的追随在历史中极其罕见，且都要经历对抗才能形成（诚然，对抗未必一定是暴力性的，军事对抗、经济对抗、意识形态对抗的胜负结果都会形成追随效应，但其为对抗则为一）。由是可知，邻近国家之间最易于形成的关系实为对抗与联盟。很多情况下甚至呈现出不对抗即联盟、不联盟即对抗的强烈反差。如果再考虑到邻近国家间的联盟大多是出于对抗共同威胁，则此种联盟其实也是一种对抗。由此可知，塑造邻近性国家间关系的核心要素是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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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想谋求区域主导权的国家，更是先要降服邻邦，然后才能推近及远。此即远交近攻之策。反之，一国即使仅消极防范自身之不被“近攻”，也要先做好对抗的准备。如果不预作准备，一旦遭到邻近国家的奇袭，代价就会极其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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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推导的结论也得到了历史事实的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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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奎兹在《战争谜题》一书中，引用沃莱斯泰因、迪尔、布莱默的分析指出，几乎所有国际战争均在相邻国家之间进行。沃莱斯泰因根据邻国间93%存在对立、64%曾有战争的事实，得出结论认为，地理性冲突，特别是领土冲突，是不和的主要原因。霍尔斯蒂的分析显示（见下表），1648—1815年间的58场战争中，53场是在邻国之间进行；除帝国主义战争外，战争均在邻国之间进行。辛格与斯摩尔的数据显示，1815年以来的67场战争中，59次（88%）是在与交战国边境接壤或者两国之间隔水相距不足150英里的情况下爆发。米尔斯海默也认为，“同样位于大陆的大国之间，相互攻击、征服的情况很多。特别是大国之间接壤时，其频度更高。根据布雷默分析，相邻国家间的战争概率35倍于非相邻国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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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1980年的主要战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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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表中“邻国”指国境相接，或者在海上距离不足150英里的国家。2. “其他战争”包括英国—波斯（1856—1857）、法国—墨西哥（1862—1867）、西班牙—智利（1865—1866）、中国—法国（1884—1885）、西班牙—美国（1898）、义和团事件（1900）、意大利—埃塞俄比亚（1936）、法国—泰国（1940—1941）等历次战争。出处：John A. Vasquez，The War Puzz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34；Frank Whelon Wayman and Daniel M. Jones，“Evolution of Conflict in Enduring Rivalri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Vancouver，BritishColumbia，March 20—23，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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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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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从绝域到近邻：变化中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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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邻近性国家，中日关系也脱离不开前述基本原理的框约。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如果说近代中日关系史的主流是对抗，传统中日关系史的主流则是平和。这两种状态虽然差异巨大，但有一点却始终未变，即中日关系在东北亚国际关系网络中始终是一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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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软权力、硬权力均雄霸东亚，周边小国纷纷奉行追随策略的传统时代，日本却能与中国长期维持平和关系，在唐、明两朝还一度奉行对抗策略，与中国争夺朝鲜半岛的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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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力东渐，东亚各国纷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代，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困乏、领土有限的边缘国家却趁势崛起，行远交近攻之策，吞琉球，占台湾，并朝鲜，委任统治德属南洋列岛，一跃而为东亚一大帝国。其间，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一条”再到1931—1945年的侵华战争，日本始终在运用对抗手段强制中国追随日本，而中国则始终处于被动应战的地位。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所说的“应战而不求战”，堪称是这一段历史的最佳缩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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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从中日关系的尺度上，无论是传统时代的平和，还是近代的对抗，都各有其不同寻常之处。在讨论中日建交问题时，李鸿章和曾国藩均已认识到传统时代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前者指出：“该国向非中土属国，本与朝鲜、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8]后者说得更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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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元世祖之强，兴师十万，以伐日本，片帆不返；明世倭患，蹂躏东南，几无完土，卒未闻有以创之。彼国习闻前代故事，本无畏慑中土之心，又与我素称邻邦，迥非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国可比。其自居邻敌比肩之礼，……自在意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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