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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样是源自这种邻近性，邻近国家之间又最易于互相支援，此即“远亲不如近邻”之谓。同时，当面对共同威胁的入侵时，邻近国家如不能及时互相支援，又最容易造成唇亡齿寒、被逐个击破的效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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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无论主观动机如何，单以客观形势而论，邻近国家之间最难维持的就是平和状态，而大多趋向于或追随、或对抗、或联盟。鉴于韬光养晦式的追随本质上也是一种对抗，而心甘情愿的追随在历史中极其罕见，且都要经历对抗才能形成（诚然，对抗未必一定是暴力性的，军事对抗、经济对抗、意识形态对抗的胜负结果都会形成追随效应，但其为对抗则为一）。由是可知，邻近国家之间最易于形成的关系实为对抗与联盟。很多情况下甚至呈现出不对抗即联盟、不联盟即对抗的强烈反差。如果再考虑到邻近国家间的联盟大多是出于对抗共同威胁，则此种联盟其实也是一种对抗。由此可知，塑造邻近性国家间关系的核心要素是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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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想谋求区域主导权的国家，更是先要降服邻邦，然后才能推近及远。此即远交近攻之策。反之，一国即使仅消极防范自身之不被“近攻”，也要先做好对抗的准备。如果不预作准备，一旦遭到邻近国家的奇袭，代价就会极其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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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理论推导的结论也得到了历史事实的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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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斯奎兹在《战争谜题》一书中，引用沃莱斯泰因、迪尔、布莱默的分析指出，几乎所有国际战争均在相邻国家之间进行。沃莱斯泰因根据邻国间93%存在对立、64%曾有战争的事实，得出结论认为，地理性冲突，特别是领土冲突，是不和的主要原因。霍尔斯蒂的分析显示（见下表），1648—1815年间的58场战争中，53场是在邻国之间进行；除帝国主义战争外，战争均在邻国之间进行。辛格与斯摩尔的数据显示，1815年以来的67场战争中，59次（88%）是在与交战国边境接壤或者两国之间隔水相距不足150英里的情况下爆发。米尔斯海默也认为，“同样位于大陆的大国之间，相互攻击、征服的情况很多。特别是大国之间接壤时，其频度更高。根据布雷默分析，相邻国家间的战争概率35倍于非相邻国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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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1980年的主要战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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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 表中“邻国”指国境相接，或者在海上距离不足150英里的国家。2. “其他战争”包括英国—波斯（1856—1857）、法国—墨西哥（1862—1867）、西班牙—智利（1865—1866）、中国—法国（1884—1885）、西班牙—美国（1898）、义和团事件（1900）、意大利—埃塞俄比亚（1936）、法国—泰国（1940—1941）等历次战争。出处：John A. Vasquez，The War Puzz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134；Frank Whelon Wayman and Daniel M. Jones，“Evolution of Conflict in Enduring Rivalries”（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Vancouver，BritishColumbia，March 20—23，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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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170682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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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从绝域到近邻：变化中的中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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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邻近性国家，中日关系也脱离不开前述基本原理的框约。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如果说近代中日关系史的主流是对抗，传统中日关系史的主流则是平和。这两种状态虽然差异巨大，但有一点却始终未变，即中日关系在东北亚国际关系网络中始终是一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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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软权力、硬权力均雄霸东亚，周边小国纷纷奉行追随策略的传统时代，日本却能与中国长期维持平和关系，在唐、明两朝还一度奉行对抗策略，与中国争夺朝鲜半岛的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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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力东渐，东亚各国纷纷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代，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困乏、领土有限的边缘国家却趁势崛起，行远交近攻之策，吞琉球，占台湾，并朝鲜，委任统治德属南洋列岛，一跃而为东亚一大帝国。其间，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一条”再到1931—1945年的侵华战争，日本始终在运用对抗手段强制中国追随日本，而中国则始终处于被动应战的地位。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所说的“应战而不求战”，堪称是这一段历史的最佳缩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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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从中日关系的尺度上，无论是传统时代的平和，还是近代的对抗，都各有其不同寻常之处。在讨论中日建交问题时，李鸿章和曾国藩均已认识到传统时代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前者指出：“该国向非中土属国，本与朝鲜、琉球、越南臣服者不同。”[8]后者说得更为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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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元世祖之强，兴师十万，以伐日本，片帆不返；明世倭患，蹂躏东南，几无完土，卒未闻有以创之。彼国习闻前代故事，本无畏慑中土之心，又与我素称邻邦，迥非朝鲜、琉球、越南臣属之国可比。其自居邻敌比肩之礼，……自在意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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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二人都只是陈述了作为现象的史实，却未剖析造成这种史实的原因。且二人都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虽然中国和日本的主体位置是千年未变的，空间的远近却是相对概念，由于交通技术、政治重心和扩张方向的不同，两国的距离其实是动态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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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长期并无陆地直接相连。在农业文明时代，受到航海技术的限制，海洋在中日之间发挥了强大的阻碍作用。在宋之前，中国的政治中心长期在关中平原，隋唐征讨高丽的失利已暴露出关中本位的鞭长莫及。[10]日本更在高丽之外，自然是处在中国权力范围末梢的末梢。反之，从鉴真东渡和日本遣唐使西来的困难，均可推见日本向海外扩张的困难。尽管日本抵达朝鲜半岛较为容易，但在没有铁路的时代，以其小国寡民的局限性和骑兵力量的匮乏，想通过多山的朝鲜半岛一步步扩张到中国的核心地带，在后勤上全无可能。因而，在这个时期，中日之间很难产生邻国意识。观王维《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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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乘空。向国唯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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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诗序文中亦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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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东国日本为大，……历岁方达，继旧好于行人；滔天无涯，贡方物于天子。……金简玉字，传道经于绝域之人；方鼎彝樽，致分器于异姓之国。……淼不知其所之，何相思之可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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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遥远感至为明显。另，李白《哭晁衡卿》诗亦可相佐证。[13]今人辄谓中日自古为一衣带水之友好邻邦，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以此观之，自然也就难以理解，正因为当时的中日两国相距辽远，所以才避免了“近攻”的发生。日本也才得以避免像朝鲜、越南那样必须在对抗和追随之间进行抉择，而可以在平和与对抗之间相机选择。这就使得日本人的中国观自古便不同于其他边缘性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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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文明时代的技术局限性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事实，使得传统中国的综合国力优势很难转化为针对日本的威慑力量。唐朝的白村江之战虽中止了当时日本在朝鲜半岛的扩张行动，并令日本开始全面向中国学习，但毕竟战争并未打到日本本土，所以其在日本人心中的记忆不够深刻。明朝的抗日援朝战争同样满足于将其驱逐归国。唯一一次有可能令日本对大陆国家心生畏惧的行动是忽必烈对日本的远征，却不幸因台风而失败，反而更加助长了日本对抗大陆国家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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