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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讲，清王朝虽不像日本那样处于边缘，却也处在英帝国的力量末梢。而如下三个因素剥夺了清王朝的边缘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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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王朝是远东体系的主导者，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具备成为世界超级强国的潜质。从遏制与预防的角度，列强也不会坐视中国孤立于西洋霸权体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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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远东国家大多是中国的藩属国，即便列强仅对这些小国采取行动，最后也会导向与中国的冲突。中法战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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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正如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的那样：“富于资财而武力不足以自卫的城邦特别容易引起邻邦或强敌的觊觎。”[14]中国市场广大、资源丰富，本为发展的有利因素，但也恰构成列强觊觎的诱因。日本市场狭促、资源匮乏，却反而不被列强当做主要目标。马戛尔尼访华的一个重大发现即为：中国武备废弛，尤其不注重火器的研发和使用。亚里士多德在数千年前的箴言，竟不幸成为晚清中国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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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近代中日两国貌似同样受到西力东渐的冲击，但级别和急迫性却大不相同。侵略中国的是最强大的英帝国，并随之引发了俄美法等中等强国的集体跟进。威胁日本的却是中等强国，且要受到大英帝国的限制。因为大英帝国要维持其霸权地位，首先要严防中等强国扩张过度，从而扮演全球均势之平衡手的角色。具体到拿破仑战争之后、日俄战争结束之前的时代，英国的头等地缘对手就是沙皇俄国。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1861年3月13日，俄罗斯军舰波萨得尼克号驶向日本对马的尾崎湾，一个月后进入芋崎浦，随之开始营造陆上建筑，谋求对该处的永久占领。日本对此举进行了抗议，但被俄军无视，8月，英国海军开始介入。在英国海军进行了武力威慑后，俄舰于9月29日退走。此后，英国驻日外交系统提出应顺势占领对马，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俄国南下问题。反而是英国海军部门通过理性的实力评估，得出结论：英国很难全面深入东北亚地区。而该地区可供俄国南下的基地绝非一个尾崎湾。一旦开了分割日本领土的先例，反而为俄国等中等强国瓜分日本提供了理由。倒不如由英国出面维持日本国土完整，反而对英国更加有利。最终，英国采纳了海军部门的建议。[15]于是，日本才得以依赖外力，在最虚弱的时刻维系住国土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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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薛福成笼统论述“外侮之交侵”的问题，正在于没有深入研究当时的具体情境。事实上，日本从一开始就没有外侮的急迫性。这种急迫性要到1890年俄国正式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才开始出现。而同时期的中国则因自身的资源丰富、市场广大而沦为列强侵略的主目标。一旦日本意识到这个事实，就会发现，其不仅无需和中国联盟，反而可以利用列强入侵的机会搭个顺风车，也从中国身上分一杯羹。当中国连续被西洋列强击败时，萨摩第十一代藩主岛津齐彬就是因为看到了“不图清国一弱至于如斯”的事实，所以才主张利用“鸦片战争以后，政治仍然不整，内有长发之扰，外被英法之侵”的机会，“取清之一省，而置根据于亚东大陆之上。内以增日本之势力，外以昭勇武于宇内”。[16]所以明治时代的日本才明确提出脱亚入欧的口号，其战略实质就是远交近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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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中日同盟显然对中国更为有利，因为这样一个同盟不仅可以让日本帮中国分担列强的入侵压力，而且可以消除中日间的对抗。但是，除非日本严重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不然就不会出现中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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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开关后，虽然日本一些地方强藩走上了内反幕府、外则驱逐一切西洋人的极端道路，但执掌中央政权的幕府则大致仍能认清一个事实：日本与列强的实力差距太大，应竭力避免对抗。在这个背景下，幕府自然不会谋求中日联盟：其一，这种联盟对日本并不急迫；其二，即便中日联盟，在当时也还是无力战胜西洋列强。反不如维持现状，让中国去替日本吸引西洋列强的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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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地方强藩在经历了1863年的英萨战争后，[17]也认清了不能与列强为敌、反而要以列强为师的事实。他们由反对幕府开国，一转而为反对幕府学习西方不力。在推翻德川幕府基础上开始的明治维新，就是本着前述认识展开其内政外交的。当日本在1870年主动派遣使节前往中国，谋求建立现代外交关系时，其目的绝非缔结中日同盟，而是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获取利益均沾的好处。至于中日同盟，恰是当时日本竭力避免的事实，不仅不愿实际形成，连对相关舆论的出现都非常紧张。当在横滨出版的法文报纸《日本回声报》说日本在谋求日华攻守同盟时，日本外务省立即进行了正式辟谣。外务卿岩仓具视随后更致函正在中国谈判的伊达宗城，指出就日华同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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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使对此有异议，法国公使也有意见。美国报纸曾经报道，我国报纸曾予辩解，保证两国不缔结特殊友谊，只效法（日本）与德国间签订的条约，采取各国平等的体裁。[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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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说，这个貌似友好的外交行为的背后，潜藏的恰恰是以非战争手段骗取中国利益的行为，已经带有远交近攻的色彩。尽管因为李鸿章和曾国藩提前意识到了利益均沾问题，[19]从而令日本的外交阴谋未能得逞。但显然清政府并未从中意识到问题的本质：中日已经成为战略意义上的邻近性国家，且既不会相互追随，又无联盟之必要，也很难再维系平和状态，剩下的只有对抗一途。双方所要争的第一局胜负，即谁先认清事实，并率先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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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胜败检讨：战略认知不对称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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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发展证明，日本率先认清了事实，并采取了有效的行动。反观清廷一方，则始终未能挣脱传统的泛道德主义国际政治观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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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共处的精神在中国历史中源远流长。远的不说，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就极其清晰自然地包含了此种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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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规，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大都可共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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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神固有其价值，但过犹不及，运用不当恰足以适得其反。其中“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一语貌似动听，却正反映了近代国人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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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关系领域，“和平”（peace）本是一个中性概念，其本身无所谓善恶好坏。希特勒（Adolf Hitler）显然比任何人都更喜欢敌国内部的和平主义者。所以林德伯格（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才会被纳粹利用，一度成为美国扩军备战的障碍。同理，波兰人显然也希望希特勒当一个和平主义者。二者的区别在于，有扩张野心的强者往往借和平主义束缚对手，一旦成功就可低成本获胜，即使失败也还是会发动侵略，只不过成本会有所提高。弱者则期待用和平思想来保障自身安全，但古往今来的扩张者率多重实力、轻空谈，赵匡胤一语“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已惊醒南唐君臣，可惜却惊不醒误入泛道德主义泥潭的后人。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同样是看穿了其间窍奥，才敢于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你喜欢的话，监狱高墙后面就有‘和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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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明清以来的中国政治文化语境中，和平却被赋予了极高的道德优势。其原因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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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的政治传统中确实有一个反暴力的理想主义传统。如儒家之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22]道家之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23]、“三代之将，道家所忌”。[24]周武王灭商后的偃武修文、马放南山，[25]都是这种理想的体现。但是，更多情况下，传统中国在政治实践层面并不偏于一端，而是兼顾理想与现实。汉宣帝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26]最足令后人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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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两汉经略西域成功，传统中国逐渐在东亚形成了一个“一超无强”的格局，只要中国能维持内政稳定，则很难有对等的外力将之倾覆。即便中国因为内部问题而被外力倾覆，这个外力也很快就会被中原文明所同化。这个事实在无形中弱化了国人的尚武精神和进取意识，使之过度依赖内部稳定性造成的数量优势和文化优越性提供的超国家安全。南宋以降，甚至形成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民俗。当这种民俗与科举制度、重文轻武的明清官僚制度相结合后，就进一步扭曲了国人的和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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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中国无比强大之时，已经无敌手可打，故而相对于打天下，更注重治天下。最终，中国不再扮演一个多元竞争格局中的强国角色，而是运用文化力量将远东国际格局变为一个放大的家庭，自己则扮演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的角色，实际上已经带有强烈的世界政府色彩。在这种情况下，再宣扬斗争论思想，只能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儒家心性学派的理想论调因而大行其道，却也在无形中走向了“应战而不求战”的消极道路。以明朝综合国力之强，日本为害之大，却从未想过发展海军，对其本土进行主动打击，原因即在于此。这一传统在晚清依然强固地延续着。清政府在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不可衅自我开”，就是“应战而不求战”的表现。在海防大筹议中，李鸿章甚至认为：“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27]可以说是彻底的应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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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自源平合战以来，武士文化就成为日本的主流文化传统。从1467年到1615年，日本更陷入了一百余年的持久战乱状态，史称战国时代。这个时代空前强化了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和多元博弈意识。这种精神和意识即使在锁国时代也未消失。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事件就是，日本著名朱子学者山崎闇斋曾问其门下弟子：如果孔子为主将，孟子为副将，率领数万兵马来进攻日本，我们这些学习孔孟之道的人该怎么办？对此，众弟子无言以对。山崎暗斋的答案是：“如果不幸真的遇到这种灾难，我们只有身披胄甲手执武器，与他们一战，擒孔子、孟子以报国恩。”[28]既然连日本的理学家尚且如此，其他人等更可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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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世纪中期，中日大致同时迎来了西洋列强的冲击。站在大航海时代的立场上，中国和日本都是技术的落伍者和全球扩张运动的出局者。当二者的国门被相继撞开后，又都经历了一段迷信万国公法，以为可以用协商手段维持国权的阶段。明治四年十一月（1871年12月），日本政府派出了规模庞大的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臣，率领50名团员（其中就包括了伊藤博文）、50名留学生，出访欧美各国，企图以证明日本已经文明开化来换取列强废除对日的不平等条约。不难想象，这个使命是无法达到的，但日本在德国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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