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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中国无比强大之时，已经无敌手可打，故而相对于打天下，更注重治天下。最终，中国不再扮演一个多元竞争格局中的强国角色，而是运用文化力量将远东国际格局变为一个放大的家庭，自己则扮演这个大家庭的家长的角色，实际上已经带有强烈的世界政府色彩。在这种情况下，再宣扬斗争论思想，只能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儒家心性学派的理想论调因而大行其道，却也在无形中走向了“应战而不求战”的消极道路。以明朝综合国力之强，日本为害之大，却从未想过发展海军，对其本土进行主动打击，原因即在于此。这一传统在晚清依然强固地延续着。清政府在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不可衅自我开”，就是“应战而不求战”的表现。在海防大筹议中，李鸿章甚至认为：“即将来器精防固，亦不宜自我开衅。”[27]可以说是彻底的应战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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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自源平合战以来，武士文化就成为日本的主流文化传统。从1467年到1615年，日本更陷入了一百余年的持久战乱状态，史称战国时代。这个时代空前强化了日本人的尚武精神和多元博弈意识。这种精神和意识即使在锁国时代也未消失。最具象征意义的一个事件就是，日本著名朱子学者山崎闇斋曾问其门下弟子：如果孔子为主将，孟子为副将，率领数万兵马来进攻日本，我们这些学习孔孟之道的人该怎么办？对此，众弟子无言以对。山崎暗斋的答案是：“如果不幸真的遇到这种灾难，我们只有身披胄甲手执武器，与他们一战，擒孔子、孟子以报国恩。”[28]既然连日本的理学家尚且如此，其他人等更可想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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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世纪中期，中日大致同时迎来了西洋列强的冲击。站在大航海时代的立场上，中国和日本都是技术的落伍者和全球扩张运动的出局者。当二者的国门被相继撞开后，又都经历了一段迷信万国公法，以为可以用协商手段维持国权的阶段。明治四年十一月（1871年12月），日本政府派出了规模庞大的使节团，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臣，率领50名团员（其中就包括了伊藤博文）、50名留学生，出访欧美各国，企图以证明日本已经文明开化来换取列强废除对日的不平等条约。不难想象，这个使命是无法达到的，但日本在德国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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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款待日本使节团的国宴上，俾斯麦（Otto Von Bismark）以惊人的坦诚发表了如下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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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今世界各国，皆谓以亲睦礼仪相交，此全系表面文章，而背地则强弱相凌，大小相侮。予在幼时，我普国贫弱，此乃诸公所共知。当此时也，亲阅小国之处境，常怀愤懑，至今仍耿耿于心而不去。彼所谓公法以保全列国权利为常典，实则当大国争利而于己有利时并不要求执行公法，而若于己不利，即翻脸示以兵威。本无常规可守，小国孜孜以条文与公理省察自己，不敢有越，以努力维护自主之权，但遇对方簸弄凌侮之政略，亦每每难能自主。是以慷慨而起，努力振兴国力，为使国家在外交上获得国与国之对等权力，而激起爱国之心。积数十年之努力，至近年方实现所望，此亦只是各国保全自主权之志愿而已……予生于小国，深知小国之处境，故亦深明此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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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日本高层开始认清现实，将19世纪的世界理解为一个放大的战国时代，进而借助现代交通技术的进步，施展远交近攻之策。中国却持续陷入固有的道德主义窠臼中难以自拔。一次次的外战失败，不仅没有促成国人的深刻反省，反而将一套固有的道德观念扭曲为一种弱者心态与受害者心态，更加强调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性，而不愿正视权力政治的现实一面。倭仁所谓“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仪为干橹”之论固属极度迂腐，恭亲王奕訢、李鸿章等扣住狭隘的器物变革来反驳，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并未从根本上认清国际政治的实质所在。[30]李鸿章对万国公法的迷信，就是最好的证明。当他在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76年1月24日）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森有礼讨论朝鲜问题时，才会有如下数段极具象征意义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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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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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两国和好，全凭条约，如何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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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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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此是谬论！持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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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万国公法也可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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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叛约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容。……和是和气，约是约束人的心，如这酒杯，围住了这酒，不教泛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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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这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即去，杯子如何拦得住？[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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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了日本已经图穷匕见的1894年7月21日，李鸿章还是给英国外交官留下了如下深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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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督再三谈起他对和平的渴望。但他认为和平的前提是不使中国人“丢面子”，并补充说，也不使日本丢面子，……他又说，中国不可能事事忍让，并用非常生动的手势尽情地做了解释。他说：“假如一个人来打我一下，我可以不还手”，（他交叉起双臂，一副平静的样子）“这没关系”。（我心中暗想，对一个英国人来说这可是很有关系。）“但是”，他激动地说，“假设他又打我，我还不还手吗？”为了形象地说明这种态度，他把身体稍微向后仰了一下，仿佛在躲开一击，并面带痛苦，惊愕的表情看着他想象中的进攻者。“假如他继续打我，我仍像这样坐着不动吗？”说到这里他把双臂合抱在胸前，尽量蜷曲着坐在椅子里，以使自己变得小一些，并摆出含怒屈从的表情。[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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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李鸿章显然没有意识到，他的应战哲学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沦为了挨打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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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消彼长之间，近代中日关系迅速走向一个不对称较量的层面，一方是中国的道德主义和消极应战，一方是日本的现实主义和远交近攻。这种起点性的落差，深刻影响了此后的中日关系演变。也可以说，当对弈已经开始后，中国还不知道规则是什么、对手是谁。薛福成能扣住交邻之道，点出日本的现实威胁，可谓深具战略洞察力和直觉力，但终究没有形成精密化的系统分析能力。所以他才会以为“外侮之交侵”会促成中日同盟。当他难以理性解释何以此种同盟未能形成、反而出现了中日对抗的现实时，便迅速滑向了道德主义的阵营，开始用“桀黠”、“藐视”来描绘现实，实则已经偏离了战略分析的主轴线，注定无法讲清中日对抗的来龙去脉，自然也难以提出足以克敌制胜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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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当日本决定对中国采取远交近攻之策后，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交远又如何攻近。这就引出了第二局较量：地缘支点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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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薛福成：《筹洋刍议·邻交》。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5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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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们当然也可以用“和平”来描述这种状态，但由于和平早已被赋予了约定俗成的定义（作为战争的对立面而存在），所以才另创了“平和”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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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子兵法》，“九变篇”。孙武撰、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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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二战前夕波兰与法、德、苏三国的关系，即非常充分展示了邻近国家的复杂互动。法国与德国、波兰与德国、波兰与苏联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安全问题。但是，并不接壤的法国与波兰很难相互支援，而波兰的力量不足以构成独自抗衡德国的一极。故而，苏联便占据了一个关键位置。事实上，如不能将苏联引入反德同盟，波兰必将在相当一个时间段内只能独力对抗德军的入侵。但是，波兰始终不愿承认这个事实，且对苏联满怀非理性的厌恶感，希特勒却竭力谋求苏德关系的缓和，法国则没有在法苏联合问题上做出有力举动，结果是波兰最终陷入同时和两大强邻为敌，远方盟国鞭长莫及的状态，惨遭厄运。又如明朝中国的抗日援朝，新中国的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一战前的德奥同盟，二战后的法德和解，均属于邻近性国家相支援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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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坂口大作：《距离与作战——强化岛屿防卫的理论背景》。《2011外国军事学术集萃》，第329页。作者系日本陆上自卫队研究部研究员，原文刊发于日本《防卫研究所纪要》，第13卷第1号，2010年10月。其最终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正是针对中国的“离岛作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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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坂口大作：《距离与作战——强化岛屿防卫的理论背景》。《2011外国军事学术集萃》，第329页。作者系日本陆上自卫队研究部研究员，原文刊发于日本《防卫研究所纪要》，第13卷第1号，2010年10月。其最终要解决的实际问题，正是针对中国的“离岛作战”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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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蒋介石的原话为：“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章伯锋、庄建平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抗日战争》，卷三“政治”（上），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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