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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地缘支点如此重要，但要在现实世界中认清支点所在，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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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必须有清晰且敏锐的地缘意识，才能看清现实中的地缘支点所在。传统中国本是一个地缘意识非常强烈的国家。《周礼》中的“体国经野、设官分职”，即包含有深刻的空间治理意识，民国史学大家钱穆先生就是从中悟出了地理和制度是历史研究的两只脚的道理。[6]至春秋战国之世，列国相并兼，乃从此种空间治理中转生出空间对抗之意识。从晋楚角力中原，到秦魏争夺河西，再到楚汉之相拒成皋、荥阳莫肯先退，韩信之大迂回进军，汉武帝与匈奴争夺河套平原、河西走廊，张骞“欲断匈奴右臂”而远赴绝域……无不展示出强烈的地缘竞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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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承认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前述地缘意识有着强烈的时代局限性，这个局限性的实质在于，传统中国受到当时落后的地理知识的局限，并不知道我们是在一个球形世界中活动，反而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平面地缘意识。同时，受到落后的交通通信技术的局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格局并不存在，不同区域近乎相互隔绝。这又产生了一种边界意识。二者结合后，就导致当时人的地缘战略观是一种类似于围棋棋盘式的平面、有限战略观。角力的赛场有明确的边界，相应地就比较容易确定中心所在。非逐鹿中原，不能称雄定鼎。但如不能先建立根据，则无法力压群雄。而在边角地区设立根据地显然比在中原设立根据地更有利，最简单的一点，边缘最难被包围，也最难被迂回。围棋所强调的“起手据边隅，逸己攻人原在是”也就不仅仅是棋理，而是高度凝练的战理了。一部中国战争史，基本上就是这样一部在边缘建立根据地、进而逐鹿中原的历史。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罗马史中，罗马帝国之中心即为深入地中海之亚平宁半岛，而中心之中心则为罗马城。汉尼拔经营西班牙，联络马其顿，越阿尔卑斯，入亚平宁半岛，即深合边角战略之奥义。但罗马三面环海，北面为阿尔卑斯山，虽处中央位置却防御态势极佳，加之其国家构造、外交体系的优越性，终于能抗住汉尼拔的重击。此后，罗马夺取西班牙，击灭马其顿、迦太基，进而经略埃及、高卢，沿密林、大河、海洋、沙漠勘定帝国边界，包地中海为内湖，则可视为中心强国对边角国家的反向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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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马也好，传统中国也罢，都无法解决一个问题：面向欧亚大陆腹地一面的边界无法封闭。而这个方向上活跃着强大的游牧势力。受到地理条件的限制，农耕文明无法推进到十五英寸等雨量线以北、以西的地区。打败匈奴、打败突厥都不困难，难的是无法阻止新的游牧势力填补这块黑洞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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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站在欧亚大陆的整体形势上看，就会发现，传统中国和罗马帝国都是活跃在这个巨型棋盘边缘的大国。而受到前述技术限制，都无法真正去逐鹿欧亚大陆之腹地。唐帝国一度深入这个腹地，却反而造成扩张过度的断裂，成为安史之乱的一个诱因。所以，传统中国只能逐步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移向相对安定的沿海地区，进而调动东南财赋支撑西北国防。罗马帝国则同样难以避免蛮族入侵带来的解体厄运，且一经覆灭便不再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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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正是在罗马帝国崩溃的灰烬中，孕育了现代欧洲。如果说基督教在黑暗中延续了文明的火种，大航海时代的到来则奠定了欧洲霸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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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去，无论是哥伦布（Christoforo Columbus）之“发现”美洲，还是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之环球航行，都决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纯地理活动，其背后隐藏着地缘战略观念的彻底转变。在这个被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命名为“哥伦布时代”[7]的时段内，边界的意识首先被彻底打破，借助新的航海技术，长期扮演阻碍介质的海洋一转而为交通的坦途，在这个坦途上，不断有像美洲这样的新大陆被“发现”，从纯地理角度讲，美洲自古即存在，且早有人类抵达，无需任何人再去发现。但从战略的角度，哥伦布的行为仍堪称大发现。这种发现意识驱动着西洋列强不断前进，通过开拓新的战略空间来改变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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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步，平面地缘意识也开始逐步被立体地缘意识取代。如果说战术的立体化是随着潜艇与飞机的出现而形成于20世纪，战略的立体化则早就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而形成了。最核心的一点即在于，人类终于发现了球形世界这个事实。其意义之重大正可与这个事实本身的寻常形成彻底的反比。正如斯皮克曼二战期间一语道破天机般指出的那样，在这样一个球形世界上，单纯的地理位置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任何一个点都可以作为中心铺展出一张完整的世界地图，而无论我们选择哪个国家的中心点作为绘制世界地图的中心投影点，我们都会发现——这个国家处在被其他国家包围的状态。所以，单纯的地理位置已经无法确保包围和反包围，而必须在全面考量力量分布、国际关系等因素后，人为塑造有利的战略态势。[8]这就大大凸显了外交的重要性。而外交之展开又离不开具体之空间，这就形成了一种立体的、动态的地缘战略观。“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而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此外，“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权力地位发生变化。”[9]也可以说，地缘战略考虑的是四种因素的聚合效应：地理位置，权力分布，资源分布，技术手段。一言以蔽之，“地理位置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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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二者结合在一起后，就形成了一种截然不同于传统时代的新地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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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19世纪后，可供“发现”的空间越来越少，于是，人类的地缘意识又进入第三个时代：后哥伦布时代。在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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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类终于掌握了精准的全球地图，从而可以立足坚实的地理知识来进行明晰的战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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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不再有未知空间涌现，人类对已知空间的争夺日趋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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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自1500年以降的200年里，我国不幸沦为大航海时代的落伍者和出局者，连一张世界地图都没有，自然不可能产生全球战略意识。即便后来有了全球地图，也还是没有动态的全球战略观，深层局限即在于，国人依然在思维的惯性中，用原始的平面战略去对抗后哥伦布时代的立体战略。鸦片战争后，中国迟迟不能形成敏锐清晰的现代外交意识，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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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二节 近代中日地缘认知的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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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后期的中日两国，虽然同属转型中的后发农业国家，同样受到前述平面地缘观念的束缚，但在转型时却出现了一个不对称的态势。其原因，除了第一章已分析的中日战略认知不对称这个基本原因外，尚有另一个因素的影响，这就是大陆性国家和海洋性国家对支点的不同感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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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陆地为媒介的战争中，力量输送主要是个资源量的问题。因为人本身是一种陆生动物，所以在陆地上的移动是正常状态。军事力量的移动，主要受到行军节奏和后勤保障的限制，只要物资输送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上来，军事力量就可以不断移动。当军事力量移动距离过远时，就要设置兵站基地。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种兵站的设置是非常灵活的，没有太大的硬性限制。往往是兵站因战斗需要而设置。而战斗又往往立足于充分发挥人类的陆生性这个特点，尽量兵行险道、出其不意。苏沃洛夫说“鹿能通过的地方，士兵就能通过”，就是这一特色的最佳体现。刘邦对函谷关的迂回，邓艾对剑阁的迂回，德军1940年对阿登山区的利用，都是经典的实战注解。只有在沙漠地区作战时才会出现异常情况，由于人类很难在沙漠中维持生存，兵站又往往被硬性限制在几个绿洲点和交通枢纽上，所以呈现出战斗因兵站设置而展开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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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以海洋为媒介的战争中，同样是受到“人是陆生动物”这个最基本事实的限制，在陆地上最寻常的进退转止，在海上都要借助特殊装备才能实现。人类一旦离开了这些装备和相关后勤支持，则连基本的机动都不可能，也就更说不上战斗了。这就导致海上力量比陆上力量更加受制于后勤因素。如果没有基地的保障，不要说远距离的移动，连舰队的生存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海战中，基地是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海军基地仍要设在陆地上，从而形成“靠岸性”原则。在大洋上，能够充当此类基地的陆地就是岛屿。而这些岛屿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这一点很像沙漠中的绿洲，但其恒定性则比绿洲还要强。隆美尔一到北非，即意识到这是一个类似海战的战场，决定以指挥海军舰队的方法指挥装甲部队，诚为极具战术天赋之洞察。[11]但其受固有陆战思维的限制，忽视此种环境下“战斗因兵站设置而展开”的特性，又为其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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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可知，海洋性国家对支点的敏感性远远超过大陆性国家。而又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是，虽然我们称自己所居住的星球为地球，但其实表面的百分之七十是水体。在一个立足海洋构建起的全球体系面前，对支点的判定和争夺，尤其不利于持大陆性思维的国家。这种差异性导致了近代中日地缘认知转型的不对称，进而深刻影响了双方围绕东亚地缘支点进行的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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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节 四大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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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挫败后，清王朝虽然丢失了大片国土和若干主权，并经历着惨痛的长期内战，但毕竟仍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具备成为战略棋手的潜质。伴随着同光中兴展开的自强运动，对内意味着近代中国的第一轮现代化尝试，对外则意味着重新成为一个全球性战略棋手的开始。而日本则至多算作一个支轴国家。当日本要改变这个现实，升级为战略棋手时，就必须抢夺其他支点，逐步改善自身的战略态势。具体到19世纪70年代的远东，在中日之间存在着四个攸关双方强弱的地缘支点，这四个支点自北向南依次为：朝鲜、对马、琉球、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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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朝鲜自古以来就在中日之间扮演着中间地带国家的角色。它与中国的政治中心隔海相望，又有陆路可通；其与日本则一苇可航，既是攻击日本本土最有利的基地，又是日本向大陆扩张最便捷的道路。当中日势均力敌时，朝鲜半岛就是缓冲区。一旦失衡，当日本强大且奉行扩张政策时，朝鲜就是顶在中国脑门上的枪管；反之，当出现一个强大且带有扩张性的大陆强权时，朝鲜又是一把插在日本胸口的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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