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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驻日公使何如璋至少还能认识到：“琉球既灭，行及朝鲜。……又况琉球迫近台湾，我苟弃之，日人改为郡县，练民兵；琉球人因我拒绝，甘心从敌；彼皆习劳苦耐风涛之人，他时日本一强，资以船炮，扰我边陲，台湾之间，将求一夕之安不可得。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患犹纾，今日弃之患更深也。”[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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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究其实，此议仍不外乎是一般性的害怕琉球丢失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刺激日本得寸进尺，并未能深入把握这场冲突的本质，自然也就看不到琉球问题的关键恰在对马。而日本却早在吞并琉球之前，就把手伸过了对马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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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75年2月，日本驻俄公使榎本武扬就建议“乘俄国无力实行武装干涉之时，全力以赴出兵朝鲜，保障占领‘对马岛对岸一岛或一地’之‘战略要点’，以确立日本向大陆扩张的立足点，以备俄国南下”。1876年2月，榎本又明确建议，“必须置经济得失于度外，占领军事要地釜山码头”，并推荐自己的同僚花房义质出使朝鲜，完成这个任务。榎本的建议被日本政府采纳。1876年11月，花房义质出使朝鲜，利用朝鲜上下不懂现代外交、昧于国际大势的缺点，巧妙获得了釜山码头和36万平方米的倭馆地区的租借权，更逐步将之租界化。[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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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琉球和釜山的控制，日本极大改善了对华战略态势。清政府居然始终未就此事进行干预，可谓彻底的战略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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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无一人真正认识到琉球本身的价值，自然不会产生战略急迫感，更难以寻找到足以制衡日本的见合点。同样的，连带也看不清在南洋上的机会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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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北狭长的南中国海上，同样南北狭长的越南与菲律宾占据着地理的要津，非常利于控制南中国海及穿越其上的航道。当时，越南虽然在形式上还是中国的藩属国，但实质上已经沦为法国控制下的半殖民地。法国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但仍拥有世界第二的陆军加世界第二的海军。且正因为普法战争的失败，刺激了法国加强海外殖民扩张。越南的彻底失去控制对中国而言只是时间问题。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将失去经营南洋的重要基地，而且对南中国海的控制也将日趋削弱。由于中法间的国力差异极大，晚清并不具备与法国争夺越南的力量，这个时候中国就必须在战略收缩和寻找替代品之间做打算。庆幸的是，当时确实存在一个替代品，这就是西班牙控制下的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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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西班牙帝国早已日薄西山、老朽不堪，所以被新兴的美国锁定为目标。但美国毕竟远离亚洲，首先要谋求的也不是远东的据点，而是周边的安全。直到美西战争后，美国才迫使西班牙完全放弃古巴，将波多黎各和关岛等殖民地割让给美国，并以2 000万美元的价格将菲律宾的主权转让给美国。换言之，在此之前，其实存在着一个针对西班牙这个没落大国的攻击窗口。假如清王朝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就应当大力经营台湾、福州、广东三大据点，一面与法国就越南问题进行外交交易，一面以西班牙为目标进行针对性备战，趁机控制菲律宾。这样就可以补偿丢失越南的损失。更何况，南洋华人甚多，历史上又备受荷兰、西班牙等老牌殖民主义者欺凌，清王朝远比当时的美国更有道义责任经略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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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组建一支足以击败西班牙的新式陆海军，自然也就足以对抗当时的日本。在此基础上，立足台湾，谋求琉球复国，进而夺取小笠原群岛。这就等于折断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双腿。然后再回到北方经营朝鲜，日本将立呈盘崩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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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在南线打击西班牙，还是在北线经营釜山、对马以压制日本，都要大幅度改变东亚现状，列强尤其是执全球霸权牛耳的大英帝国是否能接受？若列强介入，中国岂非将陷入比中日对抗更棘手的恶劣环境中？如置战略重心于南方，北方的俄国与东方的日本皆非善类，是否会允许中国在南方从容行动？如置战略重心于北方，又如何避免两线作战问题？再退回到原点，虽然西班牙处在没落之中，虽然日本相对中国只是一个小国，但对于大而不强、被鄙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而言，能否一定确保可以战而胜之？这就超出了单纯的地缘支点之争的范畴，要求我们跳出中日对抗的小棋局，进入列强博弈的大棋局，由中日间之“攻近”，引出更大范围之“交远”。一延而有新一局博弈：战略机遇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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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个明确将阿基米德的支点概念引入地缘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是英国地学大师麦金德。Harford 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Washington 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96，1st，p. 203. 后来乔治·凯南提出的strong point（坚固支撑点）概念，布热津斯基的Geopolitical Pivots（地缘政治支轴国）概念，以及笔者此处使用的地缘支点概念，均是此种思想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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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册，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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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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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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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布热津斯基在书中并未直接使用“普通国家”一词，但按照书中对前三类国家的划分，俨然剩余的就是此类普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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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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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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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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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第15—16页。汉译本中“power”多译作“实力”，但凡当为“权力”处均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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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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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阅李德·哈特（Liddell Hart）编：《隆美尔战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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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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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阅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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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这段历史，可参阅拙著《李鸿章时代：1870—1895》，第3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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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版），卷一，第15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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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版），卷一，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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