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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能组建一支足以击败西班牙的新式陆海军，自然也就足以对抗当时的日本。在此基础上，立足台湾，谋求琉球复国，进而夺取小笠原群岛。这就等于折断了日本在太平洋上的双腿。然后再回到北方经营朝鲜，日本将立呈盘崩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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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在南线打击西班牙，还是在北线经营釜山、对马以压制日本，都要大幅度改变东亚现状，列强尤其是执全球霸权牛耳的大英帝国是否能接受？若列强介入，中国岂非将陷入比中日对抗更棘手的恶劣环境中？如置战略重心于南方，北方的俄国与东方的日本皆非善类，是否会允许中国在南方从容行动？如置战略重心于北方，又如何避免两线作战问题？再退回到原点，虽然西班牙处在没落之中，虽然日本相对中国只是一个小国，但对于大而不强、被鄙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而言，能否一定确保可以战而胜之？这就超出了单纯的地缘支点之争的范畴，要求我们跳出中日对抗的小棋局，进入列强博弈的大棋局，由中日间之“攻近”，引出更大范围之“交远”。一延而有新一局博弈：战略机遇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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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个明确将阿基米德的支点概念引入地缘政治学领域的学者是英国地学大师麦金德。Harford Mackinder，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The Round World and the Winning of the Peace”，Washington DC：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1996，1st，p. 203. 后来乔治·凯南提出的strong point（坚固支撑点）概念，布热津斯基的Geopolitical Pivots（地缘政治支轴国）概念，以及笔者此处使用的地缘支点概念，均是此种思想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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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册，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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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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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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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布热津斯基在书中并未直接使用“普通国家”一词，但按照书中对前三类国家的划分，俨然剩余的就是此类普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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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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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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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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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第15—16页。汉译本中“power”多译作“实力”，但凡当为“权力”处均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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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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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阅李德·哈特（Liddell Hart）编：《隆美尔战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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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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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阅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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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这段历史，可参阅拙著《李鸿章时代：1870—1895》，第3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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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版），卷一，第15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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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版），卷一，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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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版），卷一，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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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61—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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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局战略机遇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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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如农业耕种中“天时”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国家间对抗中对时机的把握和竞争往往也会成为制胜因素。所以《左传》中已有“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的记载，[1]《周易·系辞传》中则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2]都已经指出了时机的重要性。到现代战略学和国际政治学中，更有战略机遇期概念的提出，正可谓此种传统智慧的精密化、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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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近代中日较量这个尺度上，伴随着两国的邻国化，两国关系日趋对抗。围绕战略机遇的发掘、争夺，也随之迅速提上日程。在现实中，能否清晰地判断、捕捉并利用战略机遇期，直接考验一国、一军的战略能力，也直接影响一国、一军的命运。尽管现代语义上的“战略”（strategy）是一个西方概念，且学科化的历史非常短暂，但战略实践与战略智慧却既不局限于西方，也不局限于现代。这就像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化同样非常短暂，但国际政治的历史却极其漫长。我们更不能说在“海权论”之前就没有海权实践，《战争论》之前就不存在战争智慧。因而，虽然在19世纪并无明确的战略机遇期理论，却不妨碍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历史。事实上，也只有借助这一新方法，我们才可以更清晰地破解甲午战争这一历史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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