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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马光：《资治通鉴》，第1册，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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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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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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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布热津斯基在书中并未直接使用“普通国家”一词，但按照书中对前三类国家的划分，俨然剩余的就是此类普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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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严耕望：《治史三书》，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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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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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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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第15—16页。汉译本中“power”多译作“实力”，但凡当为“权力”处均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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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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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阅李德·哈特（Liddell Hart）编：《隆美尔战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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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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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参阅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第1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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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关于这段历史，可参阅拙著《李鸿章时代：1870—1895》，第35—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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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版），卷一，第157—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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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版），卷一，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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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版），卷一，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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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信夫清三郎著，天津社科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日本外交史》，上册，第161—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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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三局战略机遇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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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如农业耕种中“天时”往往起到决定性作用，国家间对抗中对时机的把握和竞争往往也会成为制胜因素。所以《左传》中已有“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的记载，[1]《周易·系辞传》中则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2]都已经指出了时机的重要性。到现代战略学和国际政治学中，更有战略机遇期概念的提出，正可谓此种传统智慧的精密化、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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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近代中日较量这个尺度上，伴随着两国的邻国化，两国关系日趋对抗。围绕战略机遇的发掘、争夺，也随之迅速提上日程。在现实中，能否清晰地判断、捕捉并利用战略机遇期，直接考验一国、一军的战略能力，也直接影响一国、一军的命运。尽管现代语义上的“战略”（strategy）是一个西方概念，且学科化的历史非常短暂，但战略实践与战略智慧却既不局限于西方，也不局限于现代。这就像国际政治学的学科化同样非常短暂，但国际政治的历史却极其漫长。我们更不能说在“海权论”之前就没有海权实践，《战争论》之前就不存在战争智慧。因而，虽然在19世纪并无明确的战略机遇期理论，却不妨碍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研究历史。事实上，也只有借助这一新方法，我们才可以更清晰地破解甲午战争这一历史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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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讲清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当下的中国学界，对战略、战略机遇和战略机遇期这些基本概念并无严格明晰的界定，甚至混杂了大量的低级错误。所以，本章将首论战略、战略机遇与战略机遇期，次论19世纪后半期中日面临之战略机遇，末论晚清与明治日本围绕战略机遇期展开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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