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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拿破仑战争到美国南北战争，工业化总体战（total war）的趋势愈演愈烈。像英国这样的传统海权国家日渐难以制衡住欧陆上的新兴强国，而德、俄、美这些陆地大国则日趋占据综合竞争优势。[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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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项变革共同预示了陆权大国的复兴机遇。德意志的统一和日后苏俄的崛起，均是把握住这一时代机遇的结果。而最终终结这个时代的国家则是美国，它利用这一陆权复兴的风潮崛起于北美大陆，进而依托其“东西为大洋，南北皆弱国”的地缘格局，组建强大的海军外向扩张，从而形成了一条由陆向海的新强国之路，最终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既可以组建强大远洋舰队又可以组建巨型陆军的国家，从而终结了传统的陆权、海权二元化格局。随着技术的更新，美国更逐步将其优势扩展到空、天、赛博等多个领域，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超级大国概念，并借冷战成为今日世界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实质即一种前所未有的复合型强权。其不仅终结了陆权霸权，也终结了传统意义上的海权霸权。其在二战欧亚两个战场上对德日之胜利，正可以分别为上述二者作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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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德意志崛起之后、美国称雄之前，清王朝有近80年的时间利用这次难得的转型机遇。这个机遇是此前和此后的中国都不具备的，更是日本难以比拟的。可以说，这个机遇期带有纵向和横向双重价值，又因为这个转型依赖大面积国土、大量人力、煤铁资源，而这些都是中国自身始终具备的资源，日本则不具备相应优势。也可以说，这个转型机遇又赋予了中国一个横向资源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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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四节 英俄博弈送来的搭车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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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晚清的战略机遇尚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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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俄国的战略东进和美国的战略西进，列强矛盾日趋聚焦于东北亚。如第一章所述，近代日本因其边缘性而得以避免与大英帝国为敌的现实。但是，全球霸主的止步，并不等于中等强国的止步。就在大英帝国雄霸海上的同时，俄罗斯立足陆权，跨越乌拉尔山一路东进，构建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巨型帝国。同时，美国通过不断的西进，成功地变身为一个两洋国家，并开始跨越太平洋，向东亚冲刺。这两个国家很快就盯上了日本。在俄国看来，如果能够控制日本，哪怕只是控制几个局部地区，就可以获得太平洋上的不冻港和前出基地。而美国当时在北太平洋上有着投资巨大的捕鲸业，急需一个东北亚的补给基地，同时又需要一个介入东亚大陆事务的中继站。于是，在大英帝国这个世界霸主将日本视为无害的化外之民的时候，俄、美两个中等强国却同时将日本列入了自己的扩张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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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2年11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休·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作为遣日特派大使，率领一支蒸汽舰队前往日本，其任务为劝告后者放弃锁国政策，从而将日本变成美国进军东亚的基地。与此同时，沙俄太平洋舰队司令普嘉廷作为沙皇的遣日全权使节，也率领一支舰队奔赴远东。第二年7月发生了著名的黑船开关事件。由于后来美国成为取代大英帝国的全球霸主，所以黑船开关被作为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而载入日本史册。但几乎被遗忘的另一个同样深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就在黑船事件一个月后，俄罗斯舰队也来到了日本，并发出了类似的开国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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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这一年，在遥远的欧洲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这场战争的主战场虽然在黑海之滨，但支战场却一直延伸到北太平洋。当时，英国非常担心俄国太平洋舰队以北太平洋为基地南下进行商船袭击战。因此，英法组成联合舰队，对北太平洋的俄国军队展开了军事行动。作为这一行动的附带结果，英国海军也开始谋求在日本获得立足点。就这样，日本终于被动地卷入大英帝国主导的霸权格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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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于1856年结束，同样由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随之打响，并一直打到1860年才宣告结束。俄国虽然在前一场战争中损失惨重，但很快，它就利用后一场战争的机会，强迫清政府连续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合计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据为己有。1864年，俄国又强迫清政府订立《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平方公里土地，基本做到了“失之欧洲，补偿于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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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俄国通过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的北太平洋交战，也意识到自己在远东的力量非常有限。于是，俄国在1867年以720万美元的价格将自认为无力长期防御的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此后，经过长期努力，美国又于1887年吞并夏威夷，逐渐成为在远东问题上具有发言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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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自普法战争之后，法国一意复仇，但又苦于国力有限，所以开始在海外扩张。而德意志首相俾斯麦为了转移法国视野，并激化英法矛盾，也支持法国到海外扩张。于是，法国的扩张步伐很快也来到了远东，并立足中南半岛，开始经营法兰西的东方殖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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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巨变固然令晚清的国防形势极其严峻，但同时也创造了一个巨大的转机——大英帝国越来越难以维持远东均势格局。俄国的威胁尤其让英国如芒在背。诚如斯皮克曼指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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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沿着领土圆周的直径活动的军队比起不得不沿着同一地区的周边活动的军队来，所遇到的困难要少些。同从大不列颠出发，环绕欧亚边远地区的圆周海道的外线活动的不列颠海军比较起来，俄国所有的是内部交通线。俄国的土耳其斯坦和印度西北部之间的交通线，同从南安普敦到卡拉奇的海道比较起来，当然是内部的运输线。[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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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变这个不利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推行捆绑战略，扶植某个当地势力对抗俄国，英国则扮演幕后角色。这样一来，当本地力量形成新的抵抗中心时，俄国就得被迫在漫长补给线的终端去对抗一个在家门口作战的本地国家。正是出于这种考虑，英国在欧亚大陆的西端竭力保全“欧洲病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端则扶持不久前的敌手——大清帝国。这不仅是抗击俄国的需要，更在于，假如这两个老大帝国被中等强国瓜分，全球力量平衡就会被打破，就有可能在这两大帝国瓦解的基础上，产生能够彻底终结大英帝国霸权的新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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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而，英国对中国发展新式海军格外热心，不仅提供顾问、技术，还对中国留学生大开方便之门，允许后者报考英国的海军学校。而同时期的日本留学生则只能报考海事学校。如日后因指挥了对马海战而名留史册的东乡平八郎，当年即因为这个限制而只能就读于“专事训练商船驾驶人员的泰晤士航海训练学院”。[18]从中不难看出，当时英国并不看好日本，反而对其有所防范，却将中国看做潜在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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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英德矛盾激化，这个时间段即大英帝国为严防俄国扩张而推行捆绑战略的时期，也是中国反向施展搭车战略的外交机遇期。这个外交机遇期的来临，不仅为中国的转型提供了外在保障，还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针对日本的冲突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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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日本与中国各得到一个发展机遇期，前者的发展机遇期是一个纵向和平机遇期加一个横向和平机遇期，后者的发展机遇期则是一个纵向和平机遇期、一个纵向转型机遇期、一个横向转型机遇期和一个横向资源机遇期的综合。两相对比，可知日本获得的是弱发展机遇期，中国获得的是强发展机遇期。相应的，因弱发展机遇期，日本又获得了一个弱冲突机遇期；中国则因强发展机遇期进而获得了一个强冲突机遇期。再考虑到中国还额外享有一个决定性的外交机遇期，这就形成了中国以六个战略机遇期对抗日本三个战略机遇期的格局。可谓开局形势一片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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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五节 历史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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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战略机遇期只有被把握并实际利用才有价值。从这个角度看中日围绕战略机遇期的博弈，就会发现，由于受到第一章所揭示的战略认知能力不对称的影响，中日双方对战略机遇期的把握和争夺能力也是极其不对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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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抢先于中国开始系统性的现代化进程。1871年，中日建立现代外交关系。1874年，日本即以琉球漂流民被土著杀害为借口，悍然出兵台湾。这一行为充分展示了日本不甘于仅利用发展机遇期、而要同时利用冲突机遇期战胜中国的本质。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这一行为不仅没有给日本带来利益，反而给日本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并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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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历史中清王朝要到1881年才彻底走出战争状态，但是，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清朝内战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太平天国和捻军，这不仅是由他们要彻底推翻现政府的目的所决定的，也是因为他们活跃在中国最核心的地区。1868年8月，最后一支捻军部队被消灭。1872年，最后一支打着“太平天囯”旗号作战的太平军部队在贵州被消灭。接下来，清王朝面临的问题主要是收复青海、新疆的问题。而就在两年之后，日本便发起了对台湾的进攻，又过了两年，日本便强迫朝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此后又三年，日本吞并了琉球。因而，纵然时人不会像掌握了历史纵深的后人那样，有一种以1894年为大限的倒计时紧迫感，但只需有敏锐的警戒性，至少是到了1874年或最迟1879年就应认清日本的威胁，并进而意识到，鉴于当时清王朝财力有限，无法在西征的同时重创日本，只能是做出一个选择：或纵容日本，先收复西北失地；或暂缓西征，先集中力量发展海军，伺机重创日本。只要中国能将这个对日作战计划与前述转型、资源、外交机遇期中的任意两个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强劲的对日冲突机遇期。而日本1874年在台湾采取的鲁莽行动，正好在客观上提醒了中国：日本是心腹大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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