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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五：拒绝与英国结盟，但对俄妥协，并进而谋求中俄同盟，以西部利益的牺牲换来时间，全力与日本对抗。如此日本必将比现实中更积极地向英国靠拢，英国也将被迫以更大的力度扶植日本，从而形成清俄同盟对抗日英同盟的局面。但俄国很难为中国的转型发展提供有力的技术、资金支持。其远交近攻、蚕食邻国领土的传统也很难改变。如俄国最终获胜，中国仍难免被近攻的命运，且此时已没有远交的盟友可资利用。如日英同盟获胜，则中国必被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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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六：不与任何强国结盟，自力更生，西拒俄，东抗日。如此一来，英国就会彻底保持局外中立，静观时变。如日俄结盟，英国就会强行介入，支持中国。如中日俄三方上演新三国演义，英国乐得做局外旁观者，以此维持东亚平衡。最终结局即决定于中国能否充分利用陆权复兴提供的转型机遇。如能充分利用，则大抵能维持一种三强平衡的结构，以待一战爆发，再与日本一决雌雄。如不能充分利用，则最终仍不免落败，从而陷入被列强瓜分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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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七：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但也不与任何国家对抗，以忍让和忍耐换取时间，一门心思搞发展，等自身强大后再解决外部问题。这个方案的本质是抛弃冲突机遇期和外交机遇期不用，而仅依赖于发展机遇期解决一切问题，在现实中实现难度极高。最简单的一点，日俄两国都是斗争性、扩张性极强的国家，又都非常善于利用机遇挑起冲突。且两国与中国都已经成为邻近性国家。不难想见，这两国绝不会让中国安心发展。故而，要采取本方案，必须先能找到一条足以拒止日俄入侵的保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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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的是，前述陆权复兴的机遇期并非单纯的经济发展机遇期，而是一种兼有国防意义的综合发展机遇期。铁路、电报、煤钢复合体经济及现代兵役制的结合，赋予了大陆性国家以强大的国防能力。这种能力既可抗衡海国日本，又能抗衡陆强俄罗斯，从而为居于中央位置的中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优势。而日本如不能登陆东亚变身为一个海陆双强国家，则在一个陆权复兴、超级大国时代即将到来的时代，作为岛国的日本将和英国一样，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道路。相反，晚清如发展海军则只能抗日、不能抗俄，且发展海军与陆权复兴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由此可知，此时清王朝国防改革的核心绝不是发展海权，而是大力改革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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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中，清王朝选择的正是这个第七方案。主其事者就是极具争议的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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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盘甲午：重走近代中日对抗十五局（修订版） 第六节 李鸿章的战略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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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是，李鸿章在对时代大势的认知上，确实远远超越了同时代的国人，并吸引了一批有类似识见的时代精英。其觉醒首先是受到了1874年日军侵台的刺激式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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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日本以琉球漂流民遇害事件为借口，悍然出兵台湾，企图将之长期占领。日军的先锋部队在5月2日离开长崎港。而早在此前的3月27日，日本间谍水野遵与一名仆从先行抵达琅峤，观察地形并绘图。实际上，和以往所认为的不同，清廷地方官并未人浮于事，而是立即注意到水野的行踪。3月30日，枋寮巡检王懋功与千总郭占鳌将这一行人的详细行踪上报凤山县。署凤山县令李煐于4月5日上禀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台湾道夏献纶，夏又将这个情报上报福州将军文煜与闽浙总督李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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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在此时，发生了第一次信息大延误。由于当时两岸没有铺设电报线路，所以信使只能乘轮船前往福州，而当时两地的轮船是有固定班期的，由于等船，信使直到4月11日才离开台湾，文煜与李鹤年收到消息则已是12日。此时恰逢日本政府因为出兵引发的外交纠纷而犹豫不决的当口。可惜清廷未能进一步搜集到有价值的情报，反倒是驻华外国使节与洋员控制的海关税务司，因为有“铜线”（电报）传递海外消息，从而比清政府先得到了确切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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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5日，夏献纶通过台湾税务司得到惊人消息，五千日军搭乘5艘轮船即将前来台湾南部登陆。夏立即将这一消息上报。不过，他的这个情报传递得实在太慢。总理衙门在看到夏的报告前，反而先接到了外国官员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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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梅辉立前往总署，询问了一些相关问题，并发出了最早的预警。第二天，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发出公函，正式提醒清廷注意日本即将对台湾展开的行动，并询问清廷的立场。这份公函发出的第二天，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根据广东税务司的情报也跑来总署告警。到4月22日，由于收到了厦门税务司送来的同样情报，赫德第二次到总署告警。而此时日方的军事调遣正因内部意见分歧陷入瘫痪状态，要再过11天日方的远征军司令西乡从道才违令派出先头部队，而距日军最终登陆台湾则尚有17天的时间，距日军展开对番社的进攻则还有31天的时间。这是历史留给清王朝的反应时间差，如果从第一次接到梅辉立的预警开始，历史一共给了清王朝21天的时间阻止日军登陆，35天的时间阻止日军对番社展开进攻。以当时清政府的交通通信手段，在21天内阻止日军登陆虽然困难但并非完全没有可能，而在35天内采取有效的外交、军事反制行动，遏制住日军在台湾的军事行动，则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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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这些预警因为来源问题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李鸿章甚至怀疑这是英国别有用心，企图挑拨中日冲突，以便渔翁得利。直到5月10日，李鸿章才根据上海发回的新情报确认日本出兵台湾的可能性极大，而他还不知道的是，就在两天前，日军已经在台湾大举登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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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清廷降旨命船政大臣沈葆桢巡查台湾。又要迟到5月29日，才正式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率领两艘轮船前往台湾洋面，企图阻止日军早已结束的登陆行动。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在日军已经登陆的情况下，当时福建全省武备稀松，台湾更是只有两营兵力。这就要求必须从大陆地区调派精锐陆军入台，才能够阻止日军的进一步行动。这个任务落在了李鸿章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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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李鸿章决定调派徐州地区的唐定奎部淮军步兵十三营6 500人（西式装备）增援台湾。又到8月1日，该部才接到增援台湾的正式命令。次日，唐军开始分批离开徐州，前往瓜州古渡口乘轮船前往台湾。由于没有铁路运兵，故而运动缓慢。到8月14日第一批部队才得以登船出洋。又直到8月26日，唐部先头部队才登陆台湾，进驻凤山县旂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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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调兵过程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时间问题。从瓜州到台湾的水程虽然路程远，但因为有轮船运兵所以只用了13天的时间。而从徐州到瓜州的陆路距离虽然短，却因为没有铁路反而花了14天的时间。如此整个进军过程共计花费了26天的时间（内有一日为抵达瓜州与立即登船的重合时间）。反观日军，5月2日离开长崎，5月8日登陆，仅一周就完成进军过程。等唐部淮军进驻台湾，日军早已完成对番社的军事清剿活动，并占据了有利地形，静待清政府来理论了。这一军事部署的落差导致了清廷外交处理的被动。如不是后来日军发生后勤危机，台湾问题如何收场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事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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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有了这个教训，在随后展开的海防大筹议中，李鸿章已清晰表述了对中国当时地缘困局的忧虑：“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託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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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认识到西洋列强之先进：“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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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日本之威胁亦有清晰认识：“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今虽勉强就范，而其深心积虑，觊觎我物产人民之丰盛，冀幸我兵船利器之未齐，将来稍予闲隙，恐仍狡焉思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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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变革之契机，即在电报、铁路之引进。如郭嵩焘所论：“泰西遍国皆机器也，中国无能效之；其必宜效者二：一曰电报，一曰汽轮车。盖中国幅员万里，驿路远者经月乃达，骤有水旱之灾、盗贼窃发之事，利病缓急在须臾之间，而所以应之，常在数月之后。有电报则信息通，有汽轮车则转运速，可以处堂户而坐制万里之外。是二者之宜行也，无待再计决也。”[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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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重要幕僚马建忠在光绪五年冬亦指出铁路有救患、节用、开源三大利。其中论及开源之利，已涉及煤铁复合体型经济的特质所在及其与铁路之关系：“英人所以致富，曰煤与铁，遍西南洋而尽用之。今我中国豫晋之产，西人谓其尚富于英，乃未闻豫晋之煤铁行至千里，岂复望其行于外洋以夺英人之利乎！”[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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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明白指出国防之迫切需要：“且思轮船梭织海上，西洋各国运兵而至者无逾四旬日。即俄国由博罗的海而达中国，亦无逾五旬日。而吾自腹省调兵滇南，或自关内调兵塞外，能如是之神速乎？以轮船之缓于轮车，而人在数万里外反居我先，矧异日各国之以轮车环集我乎！且中国数万里之疆域，焉能处处防御，所贵一省之行军可供数省之用，一省之饷可济数省之师，首尾相接，遐迩相援。为边圉泯觊觎，为国家设保障，惟铁道为能，此诉以当行而不容稍缓者也。”[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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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本人之观点亦与之相仿：“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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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五年（1879）冬，因中俄边境危机而发生了俄国铁甲舰来华示威的事情。光绪六年（1880），清廷特召淮军宿将刘铭传入京陛见。在李鸿章的授意下，刘铭传趁机提出了修筑战略性铁路干线的建议。他从日俄的地缘威胁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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